《切•格瓦拉》编剧、《与精英保持距离》作者黄纪苏：

　　批判知识精英是因为更寄希望于知识分子

　　近日，史诗剧《切·格瓦拉》编剧、《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黄纪苏的首部个人文集《与精英保持距离》出版发行。书一问世，有评论即称其“损人达到新境界”，一顶“文坛奇损”的帽子似乎也被扣定。对此，他答复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位朋友读了我文章回复说，‘感觉背后还有非常仁慈的胸怀。’我很感激他看到了‘损人’之外的这一面。”

　　文化先行是社会改良的常轨

　　中国青年报：你要远离的“精英”到底是哪些人？

　　黄纪苏：“精英”这词在学术上是中性的，在我们国内普通人的感受里本来还略带褒义——麦乳精就比小麦高档嘛。但那帮人不修令名，自己乌烟瘴气不说，还把挺清白的一个词儿给糟蹋了。哪帮人呢？就是社会上层中差的那部分，包括“官”、“产”、“学”，还有你们“媒”。我所谓“和精英保持距离”，无非是取一个监督、批评这些人的立场，提醒他们得做得像样一点儿，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这个社会掌权的。

　　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说，你新书的矛头，更多还是指向为权贵阶层辩护的知识群体，而非权贵本身。你说呢？

　　黄纪苏：话语权也是权，知识精英也是权贵的一部分。对这部分权贵，我更熟悉，因此批评也更多一些。对其他部分权贵，我也没少批评，只不过有人认定我不会去批评。我在反思30年的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有段戏词，公演时观众反响挺强烈的，是一个大款横行路上的独白：“公安局长过命的交情道儿上的兄弟，市委书记给把米就点头丫整个一鸡……”网上有，你们可以看看。

　　中国青年报：看完你的书，我们感觉，其实你跟知识精英挺“亲”的，你对他们的批判有“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黄纪苏：比较多地批判知识精英，也是因为更寄希望于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其他方方面面，现在只剩屁股了，全是利益，都太“实”了。唯有知识分子这块儿，还稍“虚”一点，除了屁股还有脑袋，这样就存在超越自身利益、立公心、致公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于中国，是太需要了。以现今通行的价值观，大家都想当经济人，谁都不肯少捞，谁也不知稍让。这样，社会关系就僵住了，矛盾在上边的腐朽和下层的愤懑之间恐怖地积累。唯一可能破局的力量，就来自文化，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但现实却是这帮知识精英表现得格外差，差到什么地步？我在反思30年的一出戏里，写过一段关于他们的角色独白：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这兜股票这兜党票，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刚更新老婆正装修豪宅，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还有马克还有美元，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正写作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就冲咱这色毛，投奔哪张皮，哪张皮不要啊！就冲咱这双捷足，踩哪儿不是金光大道啊！

　　话说回来，差跟好也是辨证的：因为格外差，才有可能格外好。所以，我还是寄希望于知识分子，通过批评他们中差的，激励他们中好的。等到好的部分壮大了，就会影响风气，酿成新文化，带动经济、社会、政治往好处去。文化先行，是社会改良的常轨。

　　对社会弊端的不宽容恰恰是在保卫宽容的社会基础

　　中国青年报：有位同行说，和你打过交道后，他特困惑，就是你接人待物，尤其是对待朋友，急公好义，温暖之极；可是看文章，你“损”起人来真天下无敌。“文如其人”的说法好像不适合你？

　　黄纪苏：第一，“文”如不如其“人”，二者在某些层次上会显得分裂，但在较深层次上还是统一的。有位朋友读了我文章回复说，“感觉背后还有非常仁慈的胸怀。”我很感激他看到了“损人”之外的这一面。第二，我写文章说的都是公共话题，吟味个人生活的东西很少示众，那些东西会温情得多。其实，就是我发表的文字也不是除了横眉就是立目，也有许多轻松和平的东西，但舆论不关注后者。第三，文艺批评的确是我文章的重点，我把写文章，尤其是杂文，更看作验血、查甲流一类的事，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贯传统。

　　中国青年报：你一直这样爱憎分明？在推崇宽容的时代，你不感觉自己“另类”吗？

　　黄纪苏：30年前，我们国家经历过“极左政治”时期，那时对集体、国家、阶级过于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过于压制。物极必反，出现社会反弹可以理解。但反弹到了极端，就是不讲是非，回避矛盾，用一床“宽容”的大红被面去掩盖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一向主张多元的社会格局和价值观，但多元不等于不讲是非，更不等于抹杀大是大非。至于是否另类，我倒是觉得如今同调者越来越多。我看对于邓贵大和邓玉娇，对于谭千秋和范跑跑，大多数人都挺爱憎分明的。范跑跑也想跑进“宽容”的避难所，却被大家拒之门外。其实，我们对社会弊端的不宽容，恰恰是在保卫宽容的社会基础。

　　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说你“不乏勇气但充满戾气”。你对精英的讽刺，有点像鲁迅对待梁实秋。你怎么看鲁迅？他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

　　黄纪苏：如果在社会丑恶面前没能恬然自适就是“戾气”的话，那就戾气吧。鲁迅的确是我最钦佩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中国读书人没受他影响的可能也很少。鲁迅是爱和憎的统一，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后，我坐在家里一遍又一遍读《纪念刘和珍君》时最强烈的感受。“只爱不憎”在瑞士或瑙鲁可能比较正常，但对于近一百年天翻地覆的中国，就太假太不自然了。周作人想成个例外，他的性情确是“平和冲淡”，但时代没成全他，一场中日血战让他“渐近自然”的路刚走一半就翻沟里了。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读书人悠久的传统

　　中国青年报：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回忆了你的祖父、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你父亲也是社科院老学者，做过郭沫若院长的学术秘书，中国文化向来重视诗书传家，你的入世精神和态度，是否也有祖、父的遗风？

　　黄纪苏：我祖父“文革”爆发不久就去世了，说来挺惨的。那时我还小，对他更多的了解来自日后。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从中国近代大危机的谷底走出来，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坚定的承担。我读他的日记发现，无论是俯首南窗还是行走大漠，他心里都饱含着一种志气，就是振兴中国的现代学术，迎头赶上西方列强。像他那样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是中国读书人悠久的传统。我父亲唯一一次给我“说文”，说的就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讲兴亡治乱的教训。我十几岁开始听父亲聊国事天下事，大了点就一块儿聊，聊了几十年。如今他不在了，没人聊了。

　　中国青年报：你祖父的学术黄金期应该是在解放前，你父亲的学术黄金期是在新中国的前17年，而你赶上了改革开放。你怎么看你们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际遇下的命运？

　　黄纪苏：说到过去的知识分子命运，还真一言难尽。他们悲欣交集的经历，体现了中国走向富强目标的艰难和曲折。今天读到高建国先生的文章《大爱贯魂，百岁求真》，讲老一辈革命家、经济学家骆耕漠，以及孙冶方、顾准、高景平等人的追求和遭遇，令人感叹。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新中国是有深刻教训需要记取的。我不满意极左的一方不签单总赖账的态度，但同时，我也不认同弥漫于一些中老年知识分子中的对于中国革命彻底否定的情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硬事实：把中国从晚清以来的绝境中带出来的，主要是中国革命，而不是别的什么力量。

　　希望青年敢于做历史的主人

　　中国青年报：你说精英表现令人失望，那中国崛起的力量来自哪里？

　　黄纪苏：中国老百姓大都不错，有股奋发向上的精神，不像精英那样腐朽，除了黄汤就是黄段子。但前面说了，毕竟精英是社会的主导，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文化批评与反省，影响风气、酿成新文化，特别是对下一代精英有所塑造。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实践上，公民社会——互联网是中国当今最大的公民社会——这些年呈快速生长的态势。公民社会正在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辅之以向上向善的文化，它将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和重要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你在书中说，“时候到了，会有人出来勇挑重担，大步向前的。”谁会出来勇挑重担？

　　黄纪苏：新一代人吧，尤其是从公民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既吸取过去教训又摆脱过去阴影，既能捍卫个体权利又不忘对集体家国负责的成熟公民。

　　中国青年报：你怎么看“80后”和“90后”？作为父辈，你最希望把什么交给他们？

　　黄纪苏：多活几十年的长处，就是经历了沧桑巨变，不会把眼下的格局当作定局。世界历史正在进入新的未定之天。未来是福是祸，根本上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努力。人的本质是创造，所以年轻人要有大志，别光做“规律”、“法则”和既成事实的小跑腿儿，更要做历史的主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担一个“人”该担的，做一个“人”该做的吧。

　　中国青年报：你希望中国的下一代成为大写的、真正的“人”？

　　黄纪苏：对。

　　本报记者 马明洁 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