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档理由

　　南岸区董家桥21号，一楼一底的小别墅，青砖灰瓦，整体筑在高高的石基上，房前是一片小院落，大门弧形内凹。这是重庆开埠时期法国洋行高级职员的住所和活动会所。虽已破败潦倒，但高贵、优雅的贵族气息仍依稀可见。

　　就在这栋别墅里，82年前诞生了一出恐怕在全国也是最早的假合资案——重庆当时的豪门黄家与法商永兴洋行合资成立聚福洋行，贯以“法商”二字对外。法国人不参加经营管理，不问盈亏，聚福洋行每年致送法方“挂旗费”银子3万两。

　　假合资成功唬住贪官污吏，避开了军阀、土匪，聚福洋行获得可观经济效益。《商界·中国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周攀峰说，这笔交易考量出乱世之下，企业家的生存智慧和勇气。近百年过去，一些企业依然徘徊在历史窠臼里，类似假合资仍在重复上演。

　　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和市工商联搜集整理的一份史料中，时任聚福洋行总经理的黄瑾莹先生详细介绍了假合资经过。

　　挂旗背景：

　　挂洋旗躲避兵匪官霸

　　清末民初，黄瑾莹家是活跃于重庆的大资本家，经营棉纱、匹头、山货、钱庄、煤矿和轮船等生意，资金积累达四五百万银元。黄瑾莹父亲黄锡滋不结交官宦，更不同军阀发生关系，主要利用拉亲戚、认亲家等方式，选送心腹进入商会，希望撑起自己的商业王国。

　　1920年冬天，黄家创办福记航业部，买进“嘉定”旧轮一艘，航行于长江宜宾到泸县段，初衷主要是自运商货，为川江下游载货运输，后卖掉“嘉定”轮，买进福源、福来、福同大小轮船三艘，行驶重庆至宜昌航线。

　　黄家轮船在行市疲滞时，多装运别家货物，行市快销时，主要装运自家货物。经营7年，获利31.6万两银子，当初轮船购买本金也不过10余万两。黄锡滋看准了川江航运这条“黄金之路”。

　　当时四川军阀割据，重庆是唯一的大商埠。军阀打进退出、城市易主频繁，个个都伸手要钱，抓船打兵差更是家常便饭。此时，黄家商会势力也帮不上忙。无奈，黄锡滋通过亲戚、重庆海关帮办童继达与法国人取得联系，协商在轮船上悬挂法国旗，寻求保护。

　　挂旗内幕：

　　洋行合资合同阴阳两份

　　南岸董家桥21号是一栋一楼一底的别墅，青砖灰瓦，筑在高高的石基上，房前有片小院落，大门呈弧形内凹，是重庆开埠时期法国洋行高级职员的住所和活动场所。虽已破败潦倒，但高贵、优雅的贵族气息仍依稀可见。

　　就在董家桥21号，黄家与法商永兴洋行谈妥合作条件：成立聚福洋行，贯以“法商”二字对外；法国人不参加经营管理，不问盈亏；聚福洋行每年致送法方“挂旗费”银子3万两，按月支付2500两。

　　黄瑾莹说，黄家轮船从此摇身成了法国商船，航行川江。当时社会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挂法国旗后，果然多赚了不少银子。好景不长，1927年，黄家三艘轮船行驶上海，修理兼避兵差。停修期间，法国政府突然提出，永兴洋行与聚福洋行合作不合法商对外投资规章，法商应有1/3股份才算合法组织。否则，不立案注册，法方不给予保护。

　　法方扣留黄家轮船，黄家被迫同意改组聚福洋行。经过讨价还价，重新订立了章程，吉利洋行改替永兴洋行出任法商代表，法国人沙礼出任法方经理。法国人不愿现金入股，仅将重庆、汉口部分地皮、房屋等不动产折价7万两作股本。随后，中法合资的法国聚福洋行正式向法国外交部备案。

　　实际上，双方还缔结了另外一份密约：法方1/3股额是假的，聚福洋行没有法方地皮、房屋所有权的变卖、抵押及其他处置权项。法方不享受洋行股份盈利分配的权利，不负亏损责任。双方实际履行的唯一条款，依然是每年付给法方“挂旗费”3万两。

　　密约是在1927年11月26日签订，随后每隔两三年续订一次，直到1942年结束。聚福洋行除按月支付“挂旗费”，还得供应吉利洋行总经理罗德和、法方经理沙礼等人生活开支。沙礼每月支取千多块银元的薪水，还要索取云南漂烟、白兰地名酒和零星生活费用。

　　黄锡滋为巴结好法国人，还把法国驻渝领事迈达接到几百米外的南岸玄坛庙住所居住，认其老婆作干女儿。抗战爆发后，黄家还在自家屋顶铺上法国旗，以保护家财。

　　挂旗效益：

　　法方庇护聚福大发洋财

　　聚福挂上法国旗后，很快享受到优惠。记者看到，当时黄家码头与法国水兵营相距不过两三百米，徒步几分钟便可走到。黄瑾莹说，每次出航，都有五六名法国水兵上船，担任护航队。此外，法方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外，还指派法国人担任船长。

　　此后，聚福轮船高悬法国国旗，专门写着“法国商船不装士兵”的标语，在内河通行无阻，还可以任意开辟航线。更重要的是，避开了军阀官匪压榨和宰割，抵制了同业吞并。

　　黄瑾莹说，当时，对外大事一律请法国领事出面，小事则由沙礼处理。法国人动辄声言“惹动外交”，吓住不少人。当时，黄家下面一个掌柜私营生意失败，债权人来聚福洋行嚷着要查账，沙礼闻讯赶来，只一句“要查账就到法国领事馆去查”，气势汹汹的来人立即乖乖走掉。

　　机轮开进川江后，木船船户和船工认为饭碗被抢夺，一直心存怨恨，并展开殊死搏斗。川江运食盐出川，当局一直交由木船装载，以求平衡，聚福洋行勾结军阀官僚，破例拿到了盐运业务。

　　当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要启航时，几百木船船户、船工上前阻止，进而发生冲突，轮船锅炉被捣毁，三领江颜永林被杀死。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驱散船工和群众，一直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

　　聚福洋行凭借“法商”招牌，在军阀混战、捐税多如牛毛的四川境内，10多年来没纳过一分捐税。川军21军航务处有一次坚决要求聚福洋行出兵差，法国人不肯失去体面。进退两难间，双方最终找到妥协办法：川军士兵穿上旧蓝布衫乔装旅客上船，所带武器交法国人保管。

　　聚福洋行一帆风顺地经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运输业务更是猛增。聚福洋行买码头、添设备，走上极盛时期。当时，聚福洋行除不动产外，现金积累达到300万法币。

　　挂旗影响：

　　挂洋旗经营今天仍在上演

　　当时，川江其他航运经营户几乎都知道聚福洋行挂羊头卖狗肉，除了嘲笑几句，别无他法。不断增长的业务量和财富积累，让一旁的法国人垂涎，决定要“依法行事”。

　　其实，双方合作后患早已埋下，除先前签订的阴阳合同外，法方经理沙礼不过是个流落到重庆的流氓，被永兴洋行总经理罗德和临时收用。沙礼除了有事到船上晃悠两圈，整天就是吸大烟，与袍哥大爷们混在一起吃喝嫖赌。而法方安排来的所谓船长，对轮船和航行知识一窍不通，只是放在轮船上装门面吓唬人。

　　1939年，吉利洋行巴黎总行派代表吕丹来中国清理在华资产。吕丹来到聚福洋行视察后说，根据“中法合资”章程，法商有1/3股份，拒绝承认密约。他通过法国领事发来书面函，要求聚福洋行限期交出账目财务，否则停业。

　　双方从重庆一直谈判到越南河内，历时一个多月。在两大证据面前，法方代表勉强承认，对聚福洋行并没实际投资，但要求聚福洋行出现金补交上法方的股本。聚福洋行不想闹翻，交钱委曲求全。

　　1940年，国土大部分沦陷，聚福洋行业务直线下降。此时，聚福洋行又遭遇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刁难和敲诈。当时法国因在二战中居于劣势，国际地位日渐没落，不但无力帮助解决，反而抽走部分股本金。

　　1942年6月13日，在官僚资本支持下，聚福洋行突然退掉最后的两万美元股本，轮船改挂中国旗。“得到通知时，沙礼等法国人正在屋子里吸大烟，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黄瑾莹回忆。沙礼更没想到，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住宅，现已是租赁户居住的大杂院，整日狗吠鸡鸣。其实，这才是他应该呆的地方。

　　实证历史学家吴思关注到80多年前这起假合资交易，他专门写文章谈到，聚福洋行挂洋旗所得的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是商业文明非理性的表现，是通过流血牺牲换来。

　　吴思还介绍，1905年前后，清政府企图收回“利权”，以龙旗替换洋旗。许多商会想乘机捞一笔龙旗的挂旗费，但各关卡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不认龙旗，敲诈勒索一如既往。于是，这场运动很快不见踪影。到1911年，中国海关挂号内港船只，洋旗船占16%～17%。1924年，这个数字翻至32%。

　　商界传媒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苏小和认为，82年过去了，今天一些企业仍打着洋旗，希望获取超国民待遇的权利，结果导致无穷后患。他举例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国企业达能并购娃哈哈一案，实际就与82年前聚福洋行挂旗经营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