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强，则国家强；民智弱，则民族亡。对于民智在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中的这种关键意义，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早有共识。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提出的变法纲领就是“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梁启超更将开民智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虽然对民智问题考虑较少，但经过民国初年的四处碰壁，他也学会了将民智的高下与民主共和的进程联系起来思考，后来的“联俄、联共”就是对民智问题重新思考后的明智选择；鲁迅集一生之精力解剖国民性，良苦用心也在于开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百年以来，一切致力于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更新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及所有心向民族振兴的先贤圣哲，无一不为民族素质问题所困惑。民智问题已经变成中华民族建立富强、民主的新国家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但是，开民智异常复杂，涉及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的、文化的、教育的、道德的、家庭的、社会的，乃至历史的、现实的、人口的、遗传的等，方方面面；同时需要时间，必须经过漫长的时空转换，才能积淀升华。除此之外，在综合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吸取前人探索的经验，汲取先贤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也是一条不可忽略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开民智，首先要开官智”，就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自从孔夫子提出“学而优则仕”以来，官僚集团就是一个智商较高的社会群体，社会精英主要集中在这里，似乎他们不是开民智的重点。但是，权力既可能使人异化，也容易让思想僵化，利益的驱使更会让一些人变为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的反对者。在中国历代的社会变革中，多数官员受权利、地位的制约，总是站在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成为历史车轮呼啸前进的绊脚石。从一定意义上讲，历次改革的最大障碍，主要来源于守旧官僚这些既得利益的守护者。戊戌变法以及商鞅变法以来的所有改革，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故而，当进行维新变革时，开官智就异乎寻常地重要。可以说，官智提高的程度，决定着改革的难易和深度。而且，受几千年中国小农社会的影响，官不仅被老百姓视为决定自己命运的“衣食父母”，而且是做人的榜样，奋斗的目标，道德的化身。官的思想和行为往往是百姓模仿的楷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官的一举一动，极大地影响着广大民众的走向、道德的归宿，乃至社会的风尚和价值观的形成。在中国，官始终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所以，开官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功能。梁启超十分形象地讲：“官智开一寸，民智长一丈。”官智提高了，官场不断淘汰有碍先进文化的东西，中国民众素质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最近有不少智者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道理就在这里。(李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