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汇集了我省15231处文物点信息的 《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及其电子版本，日前正式出版。

　　作为我省第一部文物地图集，它全面记录了四川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这些状况对社会公众的公布，必将唤起大众自觉爱护文物的意识，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的长远战略与政策法规提供帮助，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规划选址提供依据。

　　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从1986年全省第二次文物普查阆中试点算起，图集历时23年，自己这一代文博人是“跑了接力赛的最后一棒”……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莫洪贵快满60岁了，《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从最初调查到最终成书的过程中，她从风华正茂走向花甲之年。

　　“我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就一直在省考古院从事野外调查。”说到地图集，莫洪贵的话匣子打开了。1986年，为给地图集的编写打下基础，全省第二次文物普查开始在南充阆中搞试点，“1987年，调查工作在全省正式推开，同时地图集也开始编制。”莫洪贵告诉记者，由于资料不齐、人员紧缺等因素，编撰工作不久便停了下来。

　　这一停就是12年。直到1999年4月重新成立编写组。

　　莫洪贵把无数心血献给了文物调查，献给了这一部四川文物集大成的地图集，但她说，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永远激励着她。1987年，她到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文物调查，走到一个名为擂鼓寨的山坡上进行发掘时，一位当地老人专门到镇上为她买回新鲜猪肉做了一顿饭菜，“老人自己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几乎是靠着政府的接济在生活，当天的饭桌上，却摆了一大盘老人过年才能吃上的回锅肉。”莫洪贵激动地说，一辈子，自己都会记着那位不知姓名的老人。

　　《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的主编、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眼中，地图集的面世是一场几代文博人的接力赛，“编撰期间，光我们院的院长就经历了3位，基层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他把自己这一代文博人所做的事情称为 “跑了接力赛的最后一棒”。

　　一部历时23年大功告成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凝聚着无数人对四川文物对四川传统文化的殷殷爱意。

　　【目击】

　　一部沉甸甸的巨著

　　近1900页16开铜版纸，记录了四川文物的家底，15231词条居各地第三，数据很新与电子版本是其特色。

　　记者眼前的这套《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是一部沉甸甸的大型工具书。它分为上、中、下三册，16开本总计近1900页，全部铜版纸彩印。

　　翻开厚厚的地图集，记者发现全书由概述、专题文物图、市县文物图、重点文物图、文物单位简介等部分组成，共收录文物点(词条)15231处。词条的数目，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已出版的16部各地分册里排名第三。

　　这部文博人珍爱的大型工具书，和普通词典不同的是，每个文物点词条的后面，除了有简要解释，还有一个由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合形成的代码。原来，这个代码代表着每个文物点在上册的文物图中的横、竖坐标，根据这个坐标代码，可以快速准确地在图上找到文物点的具体位置。

　　全书收录有15231处文物点，文物图中也一一标注了这15231处文物点的位置。这一切，无疑是一项纷繁浩大的工程。

　　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朱小南告诉记者，出版这部书的想法，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仅仅在四川，“二普”就从1986年起连续干了三年，通过徒步勘测、文字记载等方式，查出各类文物点27100多处(包括重庆)，测绘制图26500余处、拍摄照片17万余张。

　　为对各地历次文物调查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总结，国家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包括全国各地分卷32册和全国重要文物分卷一册，全面记录中国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这是我国文博界的一个重大工程，一次全新尝试。

　　新近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是继《中国文物地图集》的陕西、云南、广东、北京等15部分册后的第16部分册。数据很新与电子版本，是其两大特色。“ 《中国文物地图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出得较早的分册对文物的截止年代大多在上世纪末，而我们四川分册截止年份是2006年。”高大伦进一步介绍说，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套地图集还发行了一张电子光盘。这种同时出版电子版本的做法，在 《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前15套分册中，尚无先例。

　　“对于一套工具书而言，这张光盘最大的优点是方便携带，为我们今后从事野外考古、文物点复查等工作提供了准确的、可随时查看的宝贵资料。”11月10日，在地图集的首发式上，不少考古工作者对这张小小光盘青睐有加。

　　【追忆】

　　一段艰辛卓绝的历程

　　提着水桶去调查，行政区划变化造成的困扰，七易其稿的世纪工程，父子兵同为一本书效力。

　　“上世纪80年代搞文物野外调查，不仅相机等设备和现在没法比，生活条件也艰苦得多。”在莫洪贵的记忆里，以前不管去哪里出差，总要随身带一个大桶，“那时都是住大铺，一个房间要住5个人，并且没有卫生间。为了方便洗衣服、洗澡，必须要随身带着桶。”

　　莫洪贵记得，1987年她最为忙碌。这一年，她在省内的南充等地举办了30余场培训班，帮助基层的工作人员了解什么东西才算文物，对文物点该怎样测量、发掘等。

　　对编撰整部四川分册来说，更大的困难与艰辛，是1999年4月四川文物地图集编写组成立后，对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成果进行核实时遇到的困扰——行政区划变化太大。核实工作一搞就是近10年。

　　“除了一些市、区、县的所辖范围和名称发生了根本变化外，最早普查到的文物点所在的乡镇、街道，有的早就消失，有的名字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荣新告诉记者，在2004年开始编撰地图集时，这成了最大麻烦。

　　有一次，杨荣新对宜宾市某县的文物点进行核对，由于“二普”时的同志都已退休，到了当地，他们不得不在相关部门的带领下找到这些老同志，再拿出城区图，一个一个地进行比对，再到实地重新测量。“四川很多地方都是大山，以前普查时靠走路，比如原来记载的5公里，其实有可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的直线距离还不到1 公里。”

　　2007年，地图集的资料通过了国家文物局审查，编写组开始制图。从编撰到最终出版，四川分册七易其稿。

　　原因只有一个——精益求精。莫洪贵说，收录进地图集的文物点，都是较有特色的古遗址、古建筑等文物，这些文物的资料要求绝对准确，“少一个高度、差一个数字都不行，有些没有照片的还要下去补拍照片。”更费事的是，修改一个坐标数字后，往往意味着，以前做好的所有编号必须从头重新排过，这耗费了不少时间。

　　每一处数字、每一处描述必须准确无误。在这样的要求下，四川分册成了一项世纪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地图集在历任院长和几代文博人的努力下，七易其稿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让我省众多精华的文物点为世人知晓。”高大伦感慨地说。

　　江聪从事文物摄影近30年，是为四川分册提供图片的260余人之一。他已经记不清为拍摄地图集上文物点的图片，自己走过多少田间地头，穿坏了多少双鞋。他更愿意说起他的父亲江学礼——一位曾经从事野外考古的老专家。

　　在江聪印象里，父亲是一位对考古细致得近乎有些苛刻的人。“‘二普’时，也就是为地图集收集资料的时候，父亲主要从事考古发掘，几乎每天都在外面。”江聪说，父亲总是很忙，有时出于工作需要，父亲曾经考古发掘过的地方，江聪也会前往为这些文物点拍下图片资料。

　　“虽然具体的工作不同，但我们都是在为地图集的编撰做着同样的努力。”

　　江聪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对宜宾市宜宾县一处古崖墓的拍摄。当时，编撰人员发现这处古崖墓的资料图片怎么也找不着了，次日就让江聪背着相机上路了。

　　“崖墓是宋至明时期的，由当地僰、僚人凿造。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聪回忆说，位于半山的崖墓，早已被茂盛的树木掩盖，山路布满荆棘。幸好同行人员拿出准备好的镰刀，边走边砍，硬是辟出了一条小径。江聪顺着没有路的山坡往上爬，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一处小平台，站在上面对着崖墓拍了 20多张资料图片。

　　“可拿着照片回到成都准备继续编撰时，才发现这些照片的崖墓上植物太多，效果不理想。”江聪说，最后成书的地图集没有选用自己辛苦拍摄的崖墓图片，而是选了张从较远的山对面拍的崖墓照片，但自己一点也不会有失落感。“文博人该有这种精神。”

　　【向往】

　　全民关注文物保护的时代

　　地图集会不会为不法分子破坏文物提供线索？答案是否定的。它对文物保护的战略决策与经济建设都有益。

　　在地图集上册第136页的 “成都市城区文物图”上，记者看到，位于成都市西面的一环路至二环路之间，密密麻麻分布着抚琴西墓群、金鱼街遗址、抚琴北战国墓等30余个古墓葬和古遗址。杨荣新说，这些古迹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多数已经发掘过，但整个地图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物点都是未经发掘的。

　　公布未经发掘的文物点的详细资料，有没有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破坏文物的线索？针对这一疑问，朱小南给出了解释：文物调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国家，每个公民也应该了解我们有多少文物，这些文物在什么地方。以前公布了很多全国的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没有出现公布后便引起不法分子前去破坏的情况，恰恰相反，公布名单后，这些文物点更多是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自觉保护。“目前，地图集中收录的位于城区的文物点，一般都已纳入文物部门的保护和管理。而野外的一些文物点，则采取聘请当地村民为义务文物保管员的方式，协助文物部门进行保护和看管。”

　　地图集的作用，不仅仅是唤起大众自觉爱护文物的意识。

　　作为我省第一部出版发行的文物地图集，省文物局局长王琼认为，该书综合反映了四川文物工作中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新的重大发现。它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将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战略决策与政策法规提供有益的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部门规划、选址、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从而尽可能避免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对文物造成破坏。

　　朱小南举例说：“比如以前修建川陕公路时，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千佛崖是一处重要的珍贵文物，造成了公路从其面前经过，使文物因汽车尾气等外部因素的侵蚀受到损坏。后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改变川陕公路的走向，造成巨大的工程量。”今后有了这套文物地图集，进行城市规划或建设时，有关部门便能快速、直观地了解施工区域是否有文物点，从而在规划上进行全盘考虑了。

　　从文物普查到文物地图集的问世，一个所有文博人的梦想——全民关注文物保护的时代，正渐行渐近。

　　本报记者 覃丹 实习生 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