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

　　由党争而党祸，焦点在东林党。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被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对这称呼，东林党人既不会喜欢，更不承认。这涉及一点字面上有趣内容。首先，简化字以前，“党”与“-”本非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简化后，“党”与“-”并为一字。其次，专说“-”字，在古时基本是贬义，从“黑”，寓意“晦暗不明”。《说文》：“党，不鲜也。”《论语》：“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通常指“小人”之间臭味相投，拉帮结派，搞阴谋诡计——古人主要是在这意义上使用“党”字的。总之，不是什么好字眼。

　　晚明官场，结党营私现象确实普遍。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都可谓传统的小人集团意义上的“党”。而东林党不同，它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勾结。同时，更重要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相形之下，东林党人却很原则、很执着、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倍感恼火，严厉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目为“正人”。

　　从万历到崇祯，东林党历经四朝天子，大起大落。万历时期，从维护“国本”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反对万历偏私郑贵妃及其所生福王。万历死后，朱常洛熬出头，当然信用东林党。然而他仅在位一个月便遽尔病殒。在处理皇位新继承人问题上，东林党人又与李选侍以及宦官势力激烈较量，实现权力平稳过渡。所以，天启帝朱由校践阼之初，东林骨干深受倚重，出现所谓“众正盈朝”局面。但是，好景不长，皇帝出于私欲，注定跟奸佞搞在一起，而东林党以其政治理念，要求皇帝恪守为君之道，势必遭到嫌憎。魏忠贤利用这一点，大兴谳狱，疯狂迫害东林党。直到崇祯即位，东林党才被彻底平反。

　　东林党与群小及其皇帝后台之间的斗争，全部围绕“公”、“私”二字。东林党用“公”字衡量一切，只要不合于“公”，即便面对皇帝，亦不妥协。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共同政治伦理的士大夫集团，虽然还谈不上有意识的、成形的组织化，但这样的政治家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个。就此而言，东林党有超出于“党”字旧有含义的端倪，对于“党”字在汉语中向现代语义的转化，我以为是发挥了作用的。再进一步说，明末有东林党，对于历史学家历来认为的明末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似乎也算一个佐证——它在形式上以及文化精神上，与老套的王朝政治，都有了那么一点差异。

　　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