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生在台湾，也不知道自己的祖籍，黄光男仍然相信，两岸的文化和历史是“同一个源头”。他致力于将这个源头的两股支流汇合。在台湾，他通过展览传播中国的古代历史，而在大陆，他则通过为博物馆建设提意见，指导人们延续这历史。在其间，他感受到压力，也遇到困惑，但他依然珍视历史的传承。

　　黄光男：两边的文化源头都是一个

　　黄光男的努力，使许多人获知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源头”，但他自己已经找不到具体的源头。因为祖母姓郑，这个台湾人坚信自己家族和郑成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

　　不过，和期望返乡寻祖的许多同辈人不一样，黄光男觉得自己从来没离开过故乡的文化。作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一直在文献上感受“文化的气质”，对于地理上的隔阂，倒没有太深刻的感受。

　　如今，他已经65岁了。5年前，他从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位置上退休。在这之前，他还执掌台北市立美术馆近20年，1977年当上馆长，只花了3年时间，就使原本籍籍无名的台北市立美术馆影响力大增。

　　退休后，黄光男常奔波于海峡两边，在酷暑天跑到长沙参加“国共论坛”，又西装革履去黄帝陵祭祖。11月28日，广州国际文化产业论坛开幕当天想请黄光男讲讲博物馆产业经营，结果飞机误点，他凌晨3点才抵达广州，只顾得上讲了10分钟。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他在舟车劳顿的时候，一整条腿都会麻木，走起路来有些踉跄。

　　在台湾，黄光男利用他的博物馆传播历史。这个从小诵读《三字经》，求学时又深受四书五经熏陶的台湾人觉得，自己是程朱理学的“粉丝”，更相信这些东西“不能丢”。

　　这样的选择有时让他面临重压。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他所在的历史博物馆联系西安秦兵马俑博物馆借用展品。这让他受到很多攻击。一度，他都担心这次展览会在不相干的政治影响下而失败。

　　结果是，83天的展览，参观人数达到了平均每天1.2万人，“看看每天闭馆后渐渐沉淀下来的灰尘就知道有多受欢迎”。

　　更令黄光男感慨的是，即便是家庭主妇，也会在排队进馆时兴奋地谈论“可以看看秦始皇了”，这个时候，他会上前善意提醒，展出的“不是秦始皇，只是秦始皇的兵”。满心期待的参观者也不会因此失望，而是回他一句“都是秦朝的人啦，身高装扮差不多啦”。

　　“你会发现，最最普通、看上去没怎么读过书的人，也对秦始皇感兴趣，也知道兵马俑。”这次展览，使黄光男心里有了底，开始实施“系统的展示中华文明”的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龙文化、楚文化、西汉南越王墓葬、西夏文物、明清家具。即使在他退休以后，博物馆要办什么新的特展，都会和黄光男商量。当有大陆人问他，台湾民众事先是否知道这些历史，黄光男身体微微前倾、瞪大眼睛说：“我们的历史读得比你们细哦！”

　　事隔多年，他仍记得当初络绎不绝的观展者中，有想感受“屈原的故乡”的年轻人，也有想看看“乾隆坐过的椅子”的孩子。这让他深深感觉到，“两边的文化其实是一样的，源头都是一个”。

　　上世纪末，大陆各省市纷纷重修自己的博物馆，这个台湾人一度是许多博物馆取经的对象。从河南，到上海，人们听这个远离大陆的学者指导自己如何展示历史。他建议让热爱历史的人来干这个，并且希望博物馆不要出租场地，“不要把博物馆商店搞成友谊商店”。

　　当大陆的同行抱怨不把场地租出去就没有钱时，黄光男则以实例回应：台北桃园机场内的博物馆商店年销售额高达1.2亿台币，所有商品皆为博物馆自行设计授权制造，绝不能为了一点场租就“牺牲掉博物馆的格”。

　　这些新鲜的理念，不仅是黄光男游历世界各国美术馆、博物馆所作的总结，也是他自己管理经营美术馆、博物馆多年的经验之谈。而黄光男想要从大陆带回台湾的，则是他自己最爱的浩繁历史。

　　每一次来大陆，都给黄光男机会，把谙熟于心的故事同实实在在的景致联系到一起。几个月前长沙“国共论坛”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在台湾艺专读书时的老师。老师是湖南人，性格刚决、说一不二，师徒二人非常投缘，课里课外都黏在一起，每次说到对抗日军的常德血战，都是“老师哭、我也哭”。

　　但也有一次，他和一群台湾人到陕西祭黄帝陵，当地政府邀请他们去华清池观看歌舞剧《长恨歌》。他对满眼的华服十分厌烦：自己是来看杨贵妃，而不是来看“打扮成杨贵妃的女人”。他更喜欢自己沿着城墙走走看看，和从小读到的历史互相印证，享受“发现文化的喜悦”，而非“发现文化的热闹”。

　　有时候，他遇见大陆博物馆里那些同他打招呼的工作人员，会问对方一声：“去过台湾吗”，然后嘱咐对方有机会一定要去，因为去了以后能看见“中国传统、中国文化，在那里别样方式保存”。

　　30多年的美术馆、博物馆之路，黄光男想做的，就是在两岸间传递文化，有媒体甚至以此形容他为“文化青鸟”。

　　1987年，黄光男还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当馆长，想办一个“中国巴黎展”，意在展示那些负笈巴黎的民国大师作品。当时两岸关系仍未解冻，黄光男搜集不到足够的展品，最后不得不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出面，才向大陆借到不少徐悲鸿、刘海粟的画作，让台湾的观众过了眼瘾。

　　1993年第一次来到大陆后，黄光男同博物馆界的联络非常频繁，也将国际上的许多场馆运营规范介绍到大陆。通常，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博物馆间互借展品应当适用“墙对墙”原则，“从这堵墙借出去，最后也要回到这堵墙前面”，而无须掺杂考虑过多的政治因素，更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不过，他通常不得不面临更多的障碍，每一件文物的运送都很复杂，甚至，两岸合作的博物院名称也会成为纠结之处。

　　不久前的圆明园兽首风波中，黄光男也曾站出来说话。当有媒体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愿意接受兽首捐赠时，他给博物院院长周功鑫打去了电话。“我是前辈，我就问他，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怎么可以接受战争掠夺品。”

　　新的遗憾还在诞生。黄光男觉得，保留了最多中华文化，讲究“洒扫应对进退”的台湾，也在逐渐褪色。有的大陆游客分不清“历史博物馆”和“台湾历史博物馆”，黄光男有些无奈：“台湾历史博物馆是‘绿营’新建的，政治色彩比较浓，讲本土化”。

　　而他在卸任博物馆长后任教并担任校长的台湾艺术大学，也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原来的国剧科没有了，只有研究所还在。”国剧指的是京剧，“文革”结束后，大陆一批京剧表演艺术家前往台湾，曾一度带动当地的京剧热。但在“讲了8年的本土化”以后，台湾已经很少找得到对国剧感兴趣的年轻人了。

　　一些事情也让他深思。白先勇想要复兴昆曲，在台湾挑不到好演员，只能去大陆海选。反过来，大陆的这些演员因为是在台湾排的戏，回去以后就大受欢迎。长沙会谈的时候，大陆主办方还邀请了台湾女主播、“那个周杰伦的女朋友”侯佩岑，老先生不太明白，如今大陆的台湾热究竟出自对传统文化的渴求，还是仅仅因为打上台湾标签的时髦。

　　种种矛盾与暗涌下，黄光男只有去往更“纯真”的地方找寻最朴素的文化。在一个他已经想不起在哪儿的小山村里，一个在路边摆摊卖柿子的小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摊上的柿子看上去还没熟透，小男孩捧着本残破不堪的书坐在一旁。“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半个多世纪前的黄光男就是这样在甘蔗地里、红薯摊边，边诵《孔雀东南飞》，边淌着眼泪。

　　本报记者 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