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80后”文学，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其一，认为“80后”文学是在现代传媒文化的包装下迅速兴起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产品，并不具有所谓文学的价值；其二，认为“80后”文学正是应和时代变迁的文学，向它们要求经典文学的深度和意义并不恰当。

　　这两种判断自有其合理之处，但究其实质，两种不同的批评立场在结构思路上并无二致，两者都假定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二元对立的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各执一端，越过对“80后”文学文本、文学现象的复杂构成及其蕴含的更复杂的意味，轻易对“80后”文学给出整体性的价值判断。而诸如“80后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与现实文化空间以及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复杂勾连等问题，则均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了。

　　“80后”作家群体中内部存在的不同声音，应引起我们注意。即使在成为“80后”作家代言人的几个明星身上，这种差异也是明显的。韩寒的小说显然闪现出更多的主体性色彩，他小说语言呈现出的冷幽默反讽风格，人物形象更多的叛逆性格，文本中随处可见的解构主义精神，从整体上透射出对传统、教育等社会文化问题基于个体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当然也因为这种个体主义，韩寒的小说在对生活场景的细致把握和辩证思考上，显然功力不足。郭敬明更多带有传媒出版的炒作痕迹，其作品语言固然华丽，情感似乎沛然，但明显呈现出可机械复制的市场化特征；李傻傻则擅长对农村和农民工生活情感的叙说。因此，对“80后”文学现象的深入思考就必须考量到以下多重维度：

　　首先，对“80后”文学的文本细读是走出精英与大众和雅与俗二元对立思想结构的前提和基础。

　　“80后文学”是多重文化交谈协商的表征，在“80后”作家提供的文本中，既有来自大众传媒包装的消费文化的消费意识形态，又有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主流文化形态发起的挑战，同时，还有在青年亚文化群体背后“80后”一代并不一致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

　　其次，尊重文本形态的内在复杂性，简单地把阅读“80后”文学作品当成与一般消费别无二致的文学消费的看法是武断的，相反，认为“80后”文学提供了可以取代其他文学的某种独属青年的时代精神食粮的看法也同样显得一厢情愿。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对“80后”文学进行阅读和批评的时候，读解者本人并不具备一个可以超离于当下文化空间的视角，读解者本人的文化身份、读解意识和方法等等，都是制约文本意义阐发的因素。也就是说，读解者要自觉意识到“80 后”文学现象作为一个文化实践过程与经济、文化空间中诸多力量的关系，要把文本看作文化实践的表征，进而在文本结构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联。

　　总体而言，对“80后”文学现象的批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可以完成的，它更大意义上应该是一种文化研究实践。显然，“80后”文学的文化意味已经超越了所谓精英与大众、雅与俗、纯文学和非文学相区别的二元结构的文学空间。对“80后”文学的解读和批评，倘若不能自觉指向文本之外的文化结构以及更根本的社会历史结构，尽管可能也显得言之凿凿，但也只是近乎自说自话的批评游戏。因此，有对当下文化格局及其深层社会历史结构的自觉认识，从文本细读出发，兼顾对接受状况的考察，清理出“80后”文学文本及其传播、接受过程与具体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种种或隐或潜的关联，是发掘“80后”文学现象乃至当代文学和文化复杂意味更为可行的路径。

　　乔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