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城隍庙，贪官污吏都会少一些！”这句话出自一位学者之口。他的理由是，城隍庙的存在，提醒人们要与人为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善良者有鼓励作用，对作恶者有威慑作用。

　　前些天，在广州城隍庙修复研讨会上，学者们由修复城隍庙联想到现在人们的伦常观念问题，纷纷为道德沦丧开药方。一位学者还认为，相传广州城隍庙挂有一把大算盘，上面写着“人有千算，天只一算；阴谋暗算，终归失算”。可以说，城隍是城市人伦道德的守护神。(见《羊城晚报》12月19日a6版)

　　一个城隍庙能成为治疗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灵丹妙药，这可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在会诊道德沦丧的病因时，有人专注于人性自私的“性本恶”，有人着眼于人际合作的“性本善”。赫胥黎继承并发挥了马基雅维利、马尔萨斯、霍布斯的理念，认为自然界其实就是自私生物无情的角斗场，生命过程是一场血腥的混战，“是一个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克鲁泡特金与柏拉图、罗素、戈德温等一脉相承，认为人生本来是品德高尚、好善乐施的，之所以变坏都是社会的过错。在中国，一直也是《三字经》与《厚黑学》并陈同用。近一二十年来，面对道德滑坡，许多人则更愿意从“市场经济”里寻找病灶。

　　现在道德沦丧，是多向合力、交叉感染的结果。引入市场经济之前，中国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信仰物欲横流，可是那种吃不饱的信仰以及与什么斗都能“其乐无穷”的“哲学”，难道就是“道德上坡”的动力？当社会缺乏制衡权力与资本的力量而有权有钱人可以为所欲为，当大人物经常言行不一，当分配不公、贫富落差巨大而人们心理失衡时，我们如何维系道德向上的引力？我们已经立有越来越多的法纪条文，这些法、纪、规都无法有效威慑恶者，都无力成为道德守护神，区区一个城隍庙就能变成“城隍妙”？

　　修建一个城隍庙，无须在意义上作过度阐释，否则，学者们如此对社会把脉，不是被目为江湖医生，也会被看作病急乱投医。

　　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