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访谈

　　陆川执导的电影给人的印象与他本人给人的印象不太一样。

　　《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陆川的电影不算多，但却拍一部“地震”一次，赞美与责难同样铺天盖地，他成了电影圈中倍受关注的人物。

　　印象中，他的电影个性鲜明，很男人气，他喜欢用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诠释他对人生、对命运的思考，简洁而富有张力。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不得不承认他在艺术追求上的独树一帜。便以为他会是一个个性张扬且棱角分明的人。没想到，一见之下，他给人的感觉竟然是温文尔雅、诚恳且内敛。

　　12月21日，陆川来天津参加《每日新报》创刊10周年的盛大庆典并上台领奖。这次，他身边多了一位美女，大大方方以女朋友身份亮相的“知画格格”秦岚。站在海河岸边美丽的津湾剧院舞台上，陆川说，天津是他的福地，电影《南京！南京》的很多镜头都是在天津拍摄的，当时有一万多名天津的群众演员参加了拍摄，他感谢天津，也感谢《每日新报》的读者们。

　　在剧院三楼的贵宾厅，记者与这位来去匆匆的导演进行了短暂的专访。

　　记者：能说说你的新电影《鸿门宴》吗？

　　陆川：现在还不到详细说的时候。

　　记者：我看你所有的电影都是自己导演兼编剧，你对编剧很有兴趣吗？你父亲陆天明和你姑姑陆星儿都是著名的作家，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你来说，文学对电影的影响是不是与别的导演不太一样？

　　陆川：我原来在这个行当里就是写电影的，我也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但一开始没有当导演的机会，我就一直在写剧本。

　　记者：因为写作不需要有人来投资？

　　陆川：对，一直练自己就行了。

　　记者：那你现在已经是很成功的导演了，为什么还要自己编剧？

　　陆川：其实我也特别愿意和编剧合作，但是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题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去写，一开始就特别爱好写作，就像我写博客一样，喜欢写。

　　记者：新电影《鸿门宴》也是自己编剧吗？

　　陆川：是。

　　记者：那你觉得你受你父亲文学方面的影响大吗？

　　陆川：其实剧本写作与电影导演差不多，一个是用文字，一个是用镜头，都有一种创作的快乐，自己写就更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东西。

　　记者：你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鸿门宴》吗？

　　陆川：还有一个为明年上海世博会国家馆拍的主展影片，下礼拜就要开机。我们一直没有宣传，这个项目很大，表现中国30年城市化的进程，它不是一部纪录片，当然也不是故事片，只是一个影片，但它有故事情节，我们叫它主展影片。世博会历届都有这种影像艺术，但它是有内容的，是有剧情的，借鉴很多当下影像艺术的东西，很难界定，就说它是一个影片吧。

　　记者：你拍《鸿门宴》，又回到了历史题材的拍摄上，对你来说是第一次拍历史题材吧？那么你拍历史片与以往已经拍过的那些历史片有什么不同呢？

　　陆川：对，我是第一次拍历史片。我认为其实每一部电影，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对当下的一个选择，我只能说这么多。但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都是活在他的当下。

　　记者：你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与比你年长的那一代导演相比，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儿？

　　陆川：不能这么比，我只是年轻一些，身体好一些。(笑)

　　记者：我看你在博客中描述过你玩电脑游戏的经历，像《仙剑奇侠传》呀这些，那么这些时尚的元素对你拍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

　　陆川：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关注，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一个记录。在上一代导演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伟大的，我们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伟大，就看我们的本事了。如果拿我们现在的年龄与他们三十多岁时比，我们未必有他们伟大。我觉得不能这样去比，像张艺谋、陈凯歌等，他们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创造历史了，非常辉煌，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年轻去与他们比，是不公平的，我不会那样去比的。

　　记者：你在全世界都走过，我看你不久前刚从加拿大回来，你觉得现在中国电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是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期？

　　陆川：应该说，中国的电影市场越来越好，但是我们新的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说是特别的好……

　　记者：从你拍第一部电影开始，你就把全部的生命都投入进去，从《寻枪》、《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内心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陆川：《寻枪》拍摄的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从表现手段到精神表达。《可可西里》对我而言，是一次洗礼。当真的用生命去拥抱过一次电影之后，很多想法得到了改变。精神上的提升不是用言语可以说明的。现在面对电影，我从容了不少，平静了不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去接近电影，走到她的内心中去。就像在《南京！南京》的筹拍阶段，遇到了那么多想不到的困难，在最为黑暗的时刻，我内心都有一丝清风，让我平静对待。拍这部影片我的动机很单纯，我觉得我骨子里有暴力倾向，此外我喜欢军事，喜欢历史，想拍战争题材的电影，加上又在南京读过军校，就选择了这个题材。我对生活常态的东西不太感兴趣，我拍电影就是因为对日常生活太失望了，如果我在电影中还要天天面对这样平淡的生活，不能面对梦想，那还不如去死。

　　记者：我知道，你拍的电影在国内国外都获了不少奖项，那么在你看来，一部电影成功的标志是什么，票房？社会影响？还是获奖？

　　陆川：有一部电影叫《德尔苏·乌扎拉》，黑泽明拍的，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如果我拍出了这样的电影，我的一生可以说没有遗憾了。我觉得一个电影导演，一定要拍出能传世的电影，拍出比自己活得更长的电影。从这点上说，票房、社会影响、获奖都不是保证。《愤怒的公牛》没有得过任何奖项，但是它是经典。

　　故事

　　18岁那年父亲说，路要自己走出来

　　1989年，18岁的陆川高中毕业了，他本想考电影学院导演系，却遭到父亲陆天明的强烈反对，父亲说：“高中毕业考中文系出来的作家都少，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有几个真能当导演的？反倒是学了一身的坏毛病。当导演关键要靠人生经验的积累。”于是，陆川考取了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告别北京，按照父母的意思“上军校，吃点苦，学外语有时代特色，路要自己走出来”。

　　军校毕业后，身为军人的陆川在国防科工委做英文翻译工作。1995年的某一天，陆川来到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看到墙上的招生简章，他觉得自己是时候该考电影学院了。这之后，他跑到西四的电影书店，买下了所有带“电”字的书，差点儿还包括了一本《电工修理》。一年里，他每天都看几眼玻璃板下面的三个字——“勇者胜”。可是一年后，真到要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地没了底。笔试刚结束时，他感觉不太好，对父亲说：“我觉得可能考不上。 ”父亲的回答是“考不上，明年再考呗。”闻此陆川心里一阵冰凉。

　　一个月后，陆天明接到老朋友郑洞天导演的电话：“你儿子考电影学院，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陆天明说：“我儿子如果不行，你能照顾吗？我儿子如果行，还用你照顾吗？”

　　而这时，223号考生陆川，已经通过第一轮的五门笔试、第二轮的面试、第三轮的集体讨论，最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当年被导演系录取的三名研究生之一。

　　陆川至今还记得考剧作时，他写的一组分镜头。题目是“恐惧”，他写了一个图书馆里的小女孩。20个分镜头，诡异的气氛里，小女孩在翻一本术士用的书，每翻一页都好像在黑夜的隧道里又走深了一步，邪恶一步步逼过来。后来合上了书，女孩抬头看见窗外阳光明媚，那边站着母亲……陆川喜欢隐喻，从军校第一年有生以来自己编剧兼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马拉之死》到电影处女作《寻枪》。

　　回首自己的人生，陆川觉得：“我的头一个18年处在极度自卑的状态下。”他用豆芽菜形容童年和少年的自己，面对周围那些高大、英俊、开放、会弹吉他、有女朋友的男同学，陆川觉得自己苍白而忧郁，生命力不够茁壮。他相信是军校给了他出口，这个开始压抑得让他几乎发疯、后来又让他无比自信的地方，给了他一个舞台，让青春的灵魂得以舞蹈。

　　电影是一门残酷的艺术

　　“电影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它只尊重、也只承认结果。这是我进入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第一天导师教给我的。这句话也是我们在为电影而工作的时候，摧残自己和摧残别人的时候最经常使用的武器。在我们看来，一切个体的付出在电影文本这个结果面前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所以电影人的生存状况往往被刻意地、甚至是执意地忽略了……只是那些有了‘结果’的导演们的生存。大众除了要分享着他们的作品，还要有时候瞻仰他们的奋斗历程，甚至泥沙俱下地被填塞有关他们的一切的鸡零狗碎。似乎只有有‘作品’的导演的生存才是有意义的生存……”

　　这是陆川为一位朋友的书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他的朋友为那些还没有“作品”却执著于电影梦而苦苦求索的青年们著书，这让如今已经大有“作品”的陆川每次翻看都“心里一阵酸酸的”，他从这些正在奔跑不息的年轻电影人身上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那个背着剧本蹬着自行车满北京投稿的身影，他说，那时候他虽然挣扎在这个行业的最底层，身形卑微但是心灵却充满了力量，期待着嘶吼的那一刻，期待着山巅的清风。

　　他写道：“因为我们每一个电影人都希望当自己生命凋零的时候，作品依然能透过银幕向未来辐射出震慑心灵的热度！好电影永载史册，而人只有几十年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幸运，能与电影为伍，我们必须承受自己身心的饥渴，不知疲倦地整日游荡在荒漠的花园，渴望与她相逢，我们的宿命注定将在光与影的幻梦中终生游荡不可抱怨，这是幸福。”

　　陆川博客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是一个出生在军垦小城里的汉族孩子。我的父母都是从上海支边来到这里的知识青年。

　　这座小城完全是第一代十几万军垦战士们在戈壁滩上用双手建设出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气质，一是肃穆而沉静，如同横亘在城外的茫茫无际的戈壁滩，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它也是人欢马叫的，有无数像我父母一样怀揣着理想的眼睛中放射着灼热光芒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头戴草帽肩扛铁锹锄头列队匆匆忙忙地奔走在白杨林笔直向上的小路上，很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

　　我总是能回忆起一些我不应该见过的场面：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一万名上海女知青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进入我们这个边境小城的情形。那一天，小城空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戈壁空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新城只有一座建筑物，也就是师部。它是父亲设计的，完全的苏联式样，红铁皮屋顶四个烟囱，一座古怪而威严的两层大楼，它孤零零地挺立在荒原戈壁上。当时所有的人都是住在地窝子里，所以父亲建设的这座大楼的前后，环绕着一望无垠的戈壁和戈壁上成千上万的地窝子。

　　所谓地窝子就是在戈壁上挖一个两米深的单坑，上面用麦草或者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简单覆盖一下。每到早晨，当军号吹起，成千上万名穿土黄色旧军装的人们从地窝子里爬出来，如同黄色的蚂蚁群从地下涌出。

　　我父亲都不知道，在未来的50年中，一座城市就是从他设计的这座苏式建筑物开始向周边的戈壁上衍生开来，最终成为边境线上最大的新城。

　　当时的人还不知道未来将会发生的一切，当时的人只知道今天会有一万名从上海来的皮肤白皙的女人，这些女人是党让他们植根边疆的定心丸。所以他们都早早从各自的地窝子里爬出来，聚集到广场上，加入了欢迎上海女知青的行列里面来。这些军垦战士久旱逢甘雨般饥渴地等待着这些女性的到来。

　　我甚至能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了我父亲焦急的目光。因为他正在寻找他热爱的一个姑娘——我的母亲。很多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边疆的，但是我的母亲例外，我的母亲是响应我父亲的号召来到边疆的。

　　他们在上海便是邻居，但是父亲早我母亲一年来到了新疆。在飞鸿往来的信件中，我父亲将边疆描绘成了一个诗意的天堂，有壮美的山河和变幻不定的奇异云朵，恐龙般的超大型农用机械在广袤无垠的良田中耕耘。母亲在这些滚烫的文字中毅然撕掉了自己的户口卡，投入到支边队伍之中。

　　坐在广场上，这一万多名未来的年轻母亲们还是被西北的荒凉所震慑了，被一望无垠的戈壁所震慑了。所以有些姑娘开始啜泣起来，更多的姑娘选择了沉默。比如我的母亲。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出现在她的面前。母亲愤怒地把脸盆甩向父亲，当她举起一大包裹各种上海零食也准备劈头盖脸地砸向父亲的时候，父亲笑了，父亲的笑融化了母亲的愤怒。

　　他们的恋爱接受了边疆的考验。

　　当大多数女支边青年还在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的时候，各个团场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着手分配他们了。由于母亲和父亲在广场上的一幕被很多领导看见，他们刻意将母亲分配到了距离师部50公里以外的一个偏僻团场。

　　当母亲和另外一百多名女孩子爬上卡车的时候，我父亲追在后面喊：“我会去看你的。”

　　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誓言，开始了爱情的长征。

　　他所在的团场距离母亲所在的团场整整60公里，120里地。

　　从此不分严冬酷暑，戈壁上，白杨林带中，水渠上，无论是盛夏的滚滚烟尘热浪中还是冬日的漫天大雪中，父亲骑着自行车去看他热恋的姑娘。

　　我知道我父亲曾经在1965年初冬的某个夜晚，焦虑地失眠了一夜。事实上在那个晚上，他在团场总部办公楼外的雪地上焦急地徘徊了一个晚上，因为那天晚上我的母亲，我那年轻秀美的母亲被团长叫到办公室里去做思想工作了。

　　团长告诉我的母亲，一个旅长，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旅长，看中了她，要她嫁给这个旅长。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母亲无言以对，她一直沉默着。最终她看着团长，说我来这里是建设边疆的，如果我当不上全国劳动模范，我就不嫁人。

　　团长终于放过了我的母亲，后来我的父亲问母亲这段往事的时候，我母亲说了一句简单的道理：“青春我可以献给边疆，但是人，我只嫁给上海人。”

　　记者手记

　　看陆川博客，如同听他的内心独白，他的梦想，他的追求，他的心魂甚至他的生命，都是属于电影的，那么多的岁月，他把自己交给电影，与电影一起走过春，走过夏，走过严寒酷暑，走过一个又一个成长的结点。生生死死，痴痴迷迷，分不清他是导演人生还是导演电影，生活在戏里还是戏外，或许正如他写在电影《鸿门宴》启动仪式请帖扉页上的那句话“人的一生，就是一场鸿门宴”……

　　由于采访的时间紧迫，陆川告诉我可以上他的博客，并且授权博客里的内容尽管用。于是，我从他思维敏捷、文采飞扬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电影导演的精神世界和真实生活，一个中国青年电影人的心灵记录，一个穿过军装、读过电影学院、属猪男人的“猪圆玉润”的人生。他对父母、对奶奶、对亲人的柔情，对电影的痴情，真可说是一生一世，地老天荒！

　　与我面对面的陆川身材挺拔，目光诚恳，虽然那天周围的环境十分混乱嘈杂，但他依然很认真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看得出，经历了一次次电影旅途的“残酷折磨”之后，他成熟且从容了。军旅生涯的训练让他受益匪浅，精湛的外语能力让他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这或许是新一代年轻电影人更容易与世界沟通的原因吧。

    本报记者 张星 摄影 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