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双胞胎”风波:新合作揭老伤疤——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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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周刊》“双胞胎”风波:新合作揭老伤疤
2010年01月06日 08: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1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左侧),是原团队制作的最后一期;1月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右侧)是胡舒立团队制作的试刊。 庄健摄
2009年12月30日,原《新世纪周刊》全体采编人员在办公室合影。 庄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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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周刊》“双胞胎”风波

  自2009年11月正式与《财经》分手,胡舒立及她带领的团队的去向就一直备受关注。有消息说,她将一心一意在刚刚履新的中山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工作;有消息说,她正在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商谈新刊物的筹备工作;也有消息说,她的团队一直在北京西大望路某写字楼继续工作,准备创办一本杂志,甚至连新刊物的名字《财经新闻周刊》都起好了……

  但是,所有这些传言性的消息在2009年最后两天被彻底打破。

  2009年12月30日下午,财新传媒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张立晖向媒体确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记者注)已聘胡舒立担任《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财经》杂志原副总编辑杨大明将出任《新世纪周刊》副总编辑,同时被聘为中改院研究员。中改院副院长苗树彬任《新世纪周刊》副总编辑,王烁为主编。

  同一天,《新世纪周刊》的主管单位中改院也发公告证实了这一消息。公告称,“以胡舒立为带头人的新的编辑团队将着力打造全新的《新世纪周刊》”。

  由于胡舒立及其团队供职于《财经》杂志时的出色表现,因此,当胡舒立的团队将操刀《新世纪周刊》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时,网络上反馈的信息大都是欣慰和期待。

  但不承想,1月4日,新团队编辑出版的第一期“试刊”便引起了一场风波。

  《新世纪周刊》下了个“双黄蛋”

  2009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媒体公开报道胡舒立受聘《新世纪周刊》总编辑的第二天,一份“胡舒立团队版”的《新世纪周刊》封面开始在一些传媒人的微博上流传,继而杂志出现在了京城的报摊上。

  这份《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报道为《通胀如虎》,封面推介的其他重头文章还有《水价上涨年》、《通胀不能仅靠货币政策》等。

  由于印刷量不大,这期杂志甫一摆上报摊便受到追捧。

  不过,对于汤涌等原供职于《新世纪周刊》的21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们发现,1月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的版权页上,他们的名字集体消失了。

  让人称奇的是,在“胡舒立团队版”的《新世纪周刊》热卖的同时,还有一份出版于2010年1月1日的《新世纪周刊》同亭售卖。

  出版于1月1日的《新世纪周刊》为蓝色封面,封面稿件为《年度新闻图片专刊·2009——看,这一年》。同一个刊物名,但内容、版式和采编人员完全不同的杂志同时出售,这让很多读者和摊主感到蹊跷。

  来自胡舒立团队内部的一位人士称,1月4日刊出的那一期《新世纪周刊》是原《财经》人马制作的第一期新刊物。“我们最近几个月都没闲着,已经制作了几期试刊,那一期的内容就从试刊内容中选取。”

  据原《新世纪周刊》主笔汤涌称,1月1日出版的那期是他们原来21人采编团队编辑出版的。汤涌称,“原《新世纪周刊》采编团队在2009年12月29日下午仍在讨论和制作下一期选题,其中一些版面和稿件已经编好,却突然被告知胡舒立的财新传媒声明接管了《新世纪周刊》的全部业务。”

  1月5日,财新传媒媒体联系负责人张立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两期《新世纪周刊》间隔三天出现在报摊上没有任何问题。

  她介绍,因经营困难,原《新世纪周刊》并未严格按照每周一期的频率发行,而是每月的1日、11日、21日出3期,而新组建的《新世纪周刊》定于每周一出刊,严格按照周刊的频率出版。

  对于一些员工提出的1月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的版权页中没有原21位员工名字一事,张立晖解释,“1月4日出版的试刊因时间仓促而未把原采编人员的名单印上”。

  但原采编团队反驳称,试刊有专门的试刊号,而且他们给广告客户也没有提到这期是试刊号,财新传媒给广告客户的函件上写明:“财新传媒的第一份杂志——2010年1月4日号《新世纪周刊》业已面世。”

  “这里可能有一些误会,而且误会只是局限于交流上的,和合同没有关系。”张立晖说。

  新合作揭开老伤疤

  尽管《新世纪周刊》曾第一个报道了“中国国内首例艾滋病”等当时国内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件,高峰时其发行量曾一度突破20万份/期。但对很多读者来说,在读到胡舒立受聘《新世纪周刊》这则新闻之前,他们对这份杂志知之甚少。以至于有媒体在报道时,将《新世纪周刊》称为“是一份不赚钱的学术期刊”。

  而事实上,创刊于1988年10月的《新世纪周刊》是国家继《瞭望新闻周刊》后批准的第二个新闻周刊。

  但在媒体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新世纪周刊》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1月5日,《新世纪周刊》法定代表人,原总编辑苗树彬坦承,“《新世纪周刊》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财政困难”。

  这一点从中改院院长、《新世纪周刊》社长迟福林寄语胡舒立加盟的言语中可看出端倪。迟福林在寄语中称,“希望新的《新世纪周刊》能取得更大的影响力,同时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维持周刊的可持续发展。”

  据一位原供职于《新世纪周刊》的员工透露,2009年全年,《新世纪周刊》杂志的广告总额超过1000万元,“这对于一个成本如此之低的杂志和仅有21个人的采编团队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效益了”。

  但绝大多数原《新世纪周刊》员工承认,杂志整体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这个我们都知道,可能广告收入被用到一些别的用途了”。

  现在虽然还无法得知《新世纪周刊》确切的债务数额和历史遗留问题,但财新传媒面临的复杂局面是显而易见的。这本综合类新闻周刊的采编团队普遍被拖欠薪水两个月以上,记者稿费被拖欠达半年之久。

  “在胡舒立受聘总编辑之前,我觉得我们21个人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尽力支撑这本杂志的出版。”汤涌说。

  据了解,原《新世纪周刊》的21名采编人员与主管单位中改院的签约方式是“一年一签”。2009年11月,这21人大都收到了续签劳动合同的意向书。多数员工在意向书上签了字,总编辑苗树彬也签了字。

  汤涌称,在刚得知胡舒立受聘杂志总编辑时,不少采编人员心中曾有过欣喜,准备跟随新总编辑胡舒立大干一场,但当看到最新一期的《新世纪周刊》的版权页上没有自己名字的时候,“火热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而财新传媒公司对此回应,版权页和劳动合同并无关联。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为胡舒立团队的试刊,相信原团队与主办方及原合作方能够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两次商谈破裂后提起劳动仲裁

  2009年年底,媒体在公开报道胡舒立受聘《新世纪周刊》总编辑时,大多数报道均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胡舒立不仅将承担《新世纪周刊》所有遗留债务,还将留用前《新世纪周刊》的全体员工。”

  但当版权页没有原21位采编人员姓名的《新世纪周刊》发行后,一位原《新世纪周刊》采编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意味着《新世纪周刊》不安排任何工作岗位给原采编团队,已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我们就以这种方式被抛弃了。”

  对此,苗树彬认为,版权页上有无名字和劳动合同是否解除没有关系。他曾与原《新世纪周刊》副主编张邦松说过,原采编团队的人名不能全部上版权页,可以选择5个,但张邦松觉得难以平衡,后来就一个也没上,打算留到下一期再说。

  据汤涌回忆,2009年12月30日,《新世纪周刊》原总编辑苗树彬到编辑部宣布,投资方要变,胡舒立将来接管,但“接管后具体的计划没有说”。

  但在看到版权页没有自己姓名的《新世纪周刊》后,这21人开始心忧自己在新团队中的身份和地位,并主动请求对后续事宜进行商谈。

  2009年12月31日,苗树彬与21人进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商谈,参与谈判的还有杨大明、王烁等财新传媒公司的中高层。谈判中,21人提出了一个包括支付拖欠工资、稿费、社保和补偿金的补偿方案。

  但当晚11点谈判结束时,双方不欢而散。参加此次谈判的6位原《新世纪周刊》员工认为,“老东家和过去的领导缺乏谈判诚意”。

  一名参加谈判的《新世纪周刊》老员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谈判中苗树彬多次答应了21人提出的补偿方案,但在最后一刻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

  有报道称,双方谈不拢的主要原因是赔偿金额上存在分歧。

  但也有消息称,谈判失败并非因金额谈不拢,而是杂志社方面并不希望采取解约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谈判中,财新传媒方面曾提出,原《新世纪周刊》员工如有意进入新杂志,须在原劳动合同关系解除之后,再经过三个月的“双向选择”期,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被录用。原有工作年限不计,工作岗位及职位重定。

  但多位原《新世纪周刊》员工认为,“所谓的双向选择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根本就不是过去的一种接续。”

  1月4日,这21位老员工再次和苗树彬展开长时间商谈,直到当晚7点谈判结束,双方仍未达成协议。

  1月5日,他们到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提请对《新世纪周刊》拖欠工资、稿费的劳动仲裁申请。

  到这时,在微博广泛流传着一则“胡舒立入主,《新世纪周刊》全体采编人员被解约”的转帖,有网友在跟帖中称胡舒立团队为“强拆队”。

  “新杂志社的大门是敞开的”

  一位跟随胡舒立转战《新世纪周刊》的记者称,新杂志并没有裁员的意图,“虽然原财经团队有不少人过来,但我们还在招人,以适应一个综合性新闻周刊以及未来网站的需求”。

  据了解,1月4日,原《财经》杂志执行主编、现《新世纪周刊》主编王烁在编前会上重申,仍然真诚地欢迎原《新世纪周刊》的采编人员,以双向选择的方式,加入这个团队。

  1月5日,苗树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存在提前解约的说法,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不存在解约问题,工龄也是延续的。”

  苗特别提出,原有员工进入新杂志,是继续与《新世纪周刊》的劳动合同,并不与财新传媒公司签合同。

  同时,苗树彬也准备好了两手打算。他称,如果有员工坚持要走,将给予他们充分的补偿,即补全拖欠的工资和稿费,将按照法律要求的最高标准进行补偿,保证他们今后正常工作。

  汤涌称,1月4日上午,他接到财新传媒公司人事部门的电话,通知他到北京温特莱中心上班。但他认为,自己与财新传媒公司没有关系,也未曾签署任何合同,便拒绝了。

  1月5日,张立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财新传媒公司曾多次给原《新世纪周刊》员工打电话、发邮件,通知他们到新编辑部上班,但截至目前,没有一位原《新世纪周刊》员工到新编辑部报到。

  苗树彬称,原《新世纪周刊》的21位员工中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我们希望与每个个体单独商谈去向或者赔偿的问题,而不是和整个所谓的‘21人团队’谈,他们中的几个人代表不了整个团队。”

  张立晖也重审了财新传媒公司对原《新世纪周刊》21位员工的态度:“新杂志社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随时欢迎他们来新编辑部上班。”

  张立晖最后称,“必要的话,这21位员工可以不经过‘双向选择’,直接到新编辑部继续工作。”

  本报记者 田国垒 实习生 钟原

  本报北京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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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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