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岁的《辞海》：今后谁编纂原创性大型类的图书？

　　在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市场中，一个命题油然而生：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类的图书？

　　当普通读者使用最多的《辞海》(2009年版三卷本、缩印本)出版时，2010年的钟声敲响了。从1915年着手编著到1936年出版，再由1957年开始修订到1979年出版，以后每10年修订一次，《辞海》已经生存了近百年，并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编纂者，为其前仆后继，鞠躬尽瘁；一茬又一茬读书人，对其爱不释手，养性修身；一任又一任国家领导人，就它的修订殷殷嘱托，切切情意。《辞海》的故事，难以说尽。《辞海》的故事，是时代的印记，在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市场中，非常特别。它使本刊记者浮想联翩，一个命题油然而生：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类的图书？

　　编纂《辞海》，民营资本

　　1915年，现代中国出版业的引领者——中华书局，呱呱坠地只有3个春秋。也许是商业使然，也许是责任担当，总经理兼社长陆费逵，在友人的倡议下，决定编纂一部集汉语词汇之大成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取名《辞海》。

　　那个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以一家民间出版机构来做，谈何容易？从上马伊始，《辞海》的编纂，就断断续续，转眼多年过去，只收集到几十万字的资料。陆费逵不甘心。他深知编纂《辞海》这样一部大书，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能成就的，必须有一位知识渊博、执著认真、甘于清贫的人来主编，才有可能完成。他向舒新城发出邀请。舒新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共过事，那时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埋首于教育史的研究和写作，因而没有应允。陆费逵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邀请，一次又一次等待，直至第7次，时光过去6年，舒新城被深深感动，才答应下来。舒新城果不负厚望，全身心投入，终于在8年后完成全部编纂工作。1936年，《辞海》横空出世，轰动社会。舒新城后来说道，主编《辞海》，是为友谊、为读者、为文化，放弃个人理想。

　　陆费逵7次邀请，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那些默默无闻的编纂者21年的辛劳。一家民间出版机构，苦心孤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厦，为中华文明添上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中华书局后来如日中天的声誉，与它出版的《辞海》乃至各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图书息息相关。

　　修订《辞海》，全国之力

　　时间在飞速逝去。1957年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颐年堂会见舒新城。毛泽东说：《辞海》我在20年前就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安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

　　由此，修订《辞海》的工作紧锣密鼓开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在上海成立。1958年5月，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同意在全国调配编纂力量。于是，陈望道、傅东华、刘范猷、任铭善、李毓珍、曾彦修、刘大杰、钱子惠、徐森玉、谈家桢、谭其骧、周信芳、金兆梓、徐铸成、赵超构、贺绿汀、苏步青、李国豪、程门雪、朱物华、李俊民、冯契、蒋学模、周谷城、严北溟、周予同、冯德培等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先后被调至《辞海》编辑部，参与编纂和审订工作。

　　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内部发行。然而，不久“文革”开始，《辞海》编辑部不是“桃花源”，同样遭到劫难。“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是“文革”中张贴在《辞海》编辑部门前最有代表性的一副对联。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眼里，汇集于《辞海》编辑部的专家学者，当然都是一些“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一时间，《辞海》编辑部腥风血雨。

　　在这动乱的时刻，中央没有忘记《辞海》的修订。1971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能把17年出版的图书统统报废、封存、下架，要继续修订《辞海》，并将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1974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批示军事科学院对《辞海》中有关军事的条目进行审改。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中科院、社会科学院、测绘局等国家有关部门，都组织力量审定《辞海》条目。在留存的外交部档案中，与《辞海》编辑部来往的审稿意见就有一万多字。

　　1979年，《辞海》修订版出版。22年风雨之路，没有全国之力，没有中央支持，很难成就，更没有今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它的权威性、科学性、准确性，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

　　出版《辞海》，洛阳纸贵

　　《辞海》修订本的出版，是1979年秋天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出现了通宵排队购买的盛况。

　　在山西，一位读者在本县没有买到，坐车赶到邻县去买，又没有买到；再坐车，到另外一个县去买，仍没有买到。如此这般，他竟跑了8个县城，还是没有买到。在上海，有一对年轻人，喜结连理的任何物质条件都有了，可就是缺一部他们心仪已久的《辞海》。他们立下誓言：买不到《辞海》，不入洞房。于是，他们东托人，西找人，最后，排了一个通宵的队，才买到。而这时，离他们的婚期已过了半年。一位军人，多次去书店没有买到，便给《辞海》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邮购到一部。编辑部满足了他的愿望。让编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军人在收到书后，竟将自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获得的军功章，寄给编辑部，表示自己的谢意。陕西一位读者，买不起《辞海》，就把自己的手表卖了，再走后门买回一套《辞海》。他说：“手表不论戴在谁的手上都在走，知识装在自己的脑中谁也拿不走。”

　　在《辞海》出版的第一年中，三卷本、缩印本、分卷本，共销售了460万部。也许，用“久旱逢甘霖”这个词，能解释洛阳纸贵的缘由。“文革”的破坏，使得整个华夏大地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苍凉。知识分子不敢写书，出版社不敢出书，读书人读不到书。文化饥荒呀！然而，仅以此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四川读者石定扶，藏有5套不同版本的《辞海》。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父亲特意从旧书店买来一本1936年版的《辞海》，对他说：“遇到疑难时常翻翻，千万不要想当然，误人子弟。”1979年修订版出版了，他立即设法购回一套。从此，一部《辞海》，成为他教学生涯中的忠实伴侣。由此，在当地教育界，他享有教学“知识面广，严谨准确”的良好声誉。他送给女儿、侄儿的礼物，都是《辞海》。

　　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需要《辞海》这样的书。《辞海》是知识的航标灯，《辞海》是有言无声的大师，《辞海》是心灵按摩师，《辞海》是良师益友，《辞海》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人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赞美《辞海》。“对不对，查《辞海》”，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

　　《辞海》精神，千秋万代

　　《辞海》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之所以称之为“典”，一是它的规范性，二是它的准确性。任何书可以有差错，但是《辞海》不能有。其权威性之要求，加之社会发展之需要，决定了《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的方针。于是，在1979年修订以后，1989年、1999年、2009年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修订。每一次修订，成千上万条新词被补充进去，又有成千上万条没多大意思或重复的条目被删去。《辞海》的学术和技术质量，在不断登上一个个新的台阶。

　　《辞海》在近百年的编纂中，形成的那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作风与精神，在每一次修订中，得以体现并且发扬。93岁的中医大家裘沛然，从第一次修订起就参与写作和审定。1957年，正是大跃进之风吹遍全国之时，《辞海》的修订，难免受到影响。1961年2月，《辞海》编委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各学科召集人扩大会。这次会议，否定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写作方法。两个星期后，全国14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到上海浦江饭店，对已经完成的《辞海》二稿进行修订。半年之久的“浦江集中”，是中国知识分子智慧的一次大展示，大奉献。

　　裘沛然回忆，那时他与张镜人、姜春华先生陪同程门雪院长，对中医科目进行编写、审定。他们从早到晚，不曾有一点休息，既有商讨，也有争议，还不断征询同道的意见，往往为一条词目，反复修改。在修订1989年版时，为增写藏族医学条目，裘沛然多次进京核对资料，征求意见。在写著名中医陆渊雷条目时，他数次到陆家核对。往往为几个字，花几天的工夫。定稿时，他在南昌路中医文献馆，每天中午一杯茶，一个面包，瞌睡也不打，持续工作两个多月。在修订1999年版时，他干脆躲进乡村小屋，夜以继日，写稿审稿。

　　曾经有人问桥梁专家李国豪教授，编《辞海》能拿多少稿费。李国豪教授笑笑说：“我不计较这个。《辞海》是项大工程，涉及几千作者。如果都要计较收入，那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我很怀念五六十年代那种精神，大家召之即来，一心一意。谁想过稿费？都没有。只感到编《辞海》是件光荣的事情。现在的人要像以前那样单纯，已经不可能了。”

　　《辞海》在修订的最初几年，所有参与写作、定稿的人，分文不取。后来考虑大家太辛苦，给一些主要编纂者发了二百元的补贴。但是，很多人又将这点钱交给了本单位的组织。1979年，修订版正式出版时，有了稿费。然而，这个数字说出来让人有点心酸：一千字5.5元。一个条目只有几十个字、最多一二百字，也就几分、几毛钱，而花去的时间是几天，甚至几个月。《辞海》修订版的四任主编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都没有拿过一分稿费。在《辞海》编辑部，曾经有人戏言道：“如果要惩罚一个人，那就让他去编辞典。”

　　参与《辞海》修订的作者，多达5000多人，能够在作者名单上留下名字的只不过600多人。但是，半个多世纪来，《辞海》却没有因署名闹过一次纠纷，也没有一次因稿费有过不开心。翻遍《辞海》修订版的任何一版，都没有石西民这个名字。但是，《辞海》人心里清楚，当年的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是《辞海》的主要功臣之一。《辞海》的编纂工作，是他一手抓的。当时有人反映，《辞海》修订稿初稿的质量不行，石西民看了不少稿件，决定另组班子重新写。当浦江饭店集中修订时，石西民又提出了“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的修订原则，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在《辞海》修订的关键时刻，都是石西民作出正确决策。没有石西民，就没有《辞海》修订版，而《辞海》没有石西民的名字。那个年代，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领导者，单纯，没有功利，只有国家，没有自我。

　　世界史分科主编孙道天先生从1979年起就参加《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2009年版《辞海》修订时，他不幸患癌症。但是，他仍要求参加修订工作。手术后，他坐在病床上修订。后来，他说话都困难了，仍打电话给编辑询问出版情况。电子技术分科主编沈志广，是在工作时倒下的，而此时电子学科的稿件正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先生，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还关照家人要把一个新词收到《辞海》里。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高度的负责和献身精神，才有了《辞海》一版又一版的修订和它的高质量、高水平。

　　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图书

　　巢峰是《辞海》1979年版修订以来的4任副主编，也曾经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总编辑。82岁的他对记者说，当下的出版他有许多看不懂。比如，抄袭。居然像《辞海》这样权威的书，还有人敢抄袭。比如，跟风。一本书卖得好了，换个字或谐音，跟上。比如，本末倒置。过去先有文学图书出版，才有电影改编。现在，哪部影视火了，才有哪部图书出版。比如，短命。过去出版人以出版“长命书”为荣，现在争着做“短命书”，等等。现在，全国每年出版新书20多万种，又有多少能够上架的？图书库存量，一年比一年多，据说已达500个亿码洋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图书。有人说，一部《辞海》，编纂21年，修订22年，今天有哪家出版机构“耗”得起呀？现在一项稍微大些的图书项目，就少有出版社敢做。一方面，一个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几年没有政绩，无法向上也无法向下交代。另一方面，经济上承担不起，完成不了利润，损害个人也损害集体利益。还有人说，《辞海》有中央支持，全国调配力量，调到谁，谁都没二话。现在，以一家出版社，哪怕是出版集团，也难以调配全国力量。当然，出版机构也可以出面请，但是需要重金，请一个两个还可以，请一批没有一家能请得起。也有人说，同样是文化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甘于清贫，甘于坐冷板凳，现在谁愿意呀，诱惑太多了，等等。

　　如此，在出版体制和政策上，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现在的出版机构都企业化了，这是一种进步。但凡企业，都要追求利润，没有利润，无法生存。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润，对于一个企业化的出版机构来说已经是一种自觉和一种境界了。但是，相当多的出版机构难以做到。在今天的形势下，考核出版部门的政绩，是否可在利润这一块适当放宽？经济上增一个百分点降一个百分点，都可以算得出来，而在文化创建上的丧失和消失，是无法计算，更难以追回的。国家要在建立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图书市场上下功夫，更要严厉打击盗版、抄袭行为。文化出版上的重大项目，应另建考核办法，政府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要有政策扶持。同样呼吁文化人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几代文化人为《辞海》的奉献，是一面镜子，值得今天的文化人学习。

　　在2009年各种纸质版《辞海》问世的同时，《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也于近日走向读者。这个阅读器只有手掌般大小，随时随地可以查阅。《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的问世，是否会给纸质版的《辞海》带来冲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说：“不会。这是一种阅读方式的不同，关键是内容。2009年新版彩图本，在出版的一个月中就重版，销售了21000部。电子阅读器的问世，可以使更多的人阅读到《辞海》，尤其是海外华侨。”《辞海》自1979年修订出版以来，合订本发行了600多万套，各科分卷本发行了1200多万本。近百岁的《辞海》没有老，生命力旺盛，并且在不断焕发着青春的气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赵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