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刊曾经发行印度？这个问题若是问今天的出版人，恐怕大多都是摇头。我若不是写作《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也一样是知之甚少。

　　其实，中印之间曾经有过密切的书刊交往，文字记录不见于任何公开出版的史料，而是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内部的大事记里。这个自1949年12月组建的新中国唯一对外书刊发行机构(1983年之前称为“国际书店”、“中国国际书店”)，在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曾经把大量新中国书刊发行到印度的大街小巷，创下了一段辉煌的记录。

　　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发表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印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书刊在印度的发行。截至1958年，中国书刊发行量达到150万册，其中图书年批发量达50多万册，期刊批发量60多万份，1959年中国期刊订户达8万份。这一时期中国发行到印度的期刊主要是英文《中国画报》以及一些英文图书。中国图书刊同印度14个邦的40多家书店建立了书刊贸易联系。除此之外，还和10多家大书商建立了业务关系。作为中国书刊主要的代理商——印度共产党所创办的新德里人民出版社，在14个邦设有分店，单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中国书刊发行系统。那时候，在印度社会的上层办公室里，基本都能看到中国出版的英文版刊物《中国画报》，以及一些专门为印度读者出版的印地文、泰米尔文中国读物。

　　遗憾的是，因为某些原因，中国书刊对印度的贸易活动中止于上世纪60年代初，40多家代销关系中断往来，8万多个期刊直接订户全部失掉，专门为印度出版的印地文、泰米尔文图书几乎无法发行。

　　对于这一段双方互相隔绝的历史，中印双方从业人员都十分惋惜。董效壁是195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际书店，长期从事亚洲出口工作的老职工，一直到1988年退休，他亲身经历了中国与印度关系破裂时的艰难历程。他在1988年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在初创期除了少数资商外，我们的出版物主要依靠各国共产党主办的书店来发行，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印度都是通过各国党办书店PPH(People’e　Publishing　House)人民出版社来发行我国书刊的。印度的人民出版社多达九家，它们分布在西起孟买东到加尔各答，北自阿姆利则南至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各大城市无不设有该城市的分支店，社会基础好，发行能力强，为我国出版物在该国的发行起过重要作用。在形势动荡的情况下，这些同业先后与我们中断往来。印度政府更明令禁止我国书刊进口，使我国出版物对印度出口一落千丈。”

　　在印度方面，曾经亲身经历中印文化交流相互隔绝20多年的印度新书中心职员斯瓦奔·幕克霍帕德里亚(Swapan　Mukhopadhyay)在1988年也深有感触地写道：“中国现在正实行开放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熟练的处理当前矛盾方面不受旧体制的束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注重生动的实践。这一点我们通过国图公司现在发行的书刊中得到了解，并在讨论中加深了认识。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同历史和未来紧密相连的。

　　1951年，也是国图公司成立后的两年，加尔各答的国家图书发行局(NBA)和孟买的人民出版社通过发行国图公司的出版物担负起在印度社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责任。1962年以后的那些日子，没有人能从中国进口图书，我们一些献身于印度人民事业的老同志遭受很大打击。1967年，在纳萨巴里农民运动期间，国图公司的书刊从历史和现实中阐明群众路线观点帮助了我们。……那时，中国书刊在印度的发行不是由任何书商，而是由我们的一些同志从尼泊尔转送进来的……1976年，印度新书中心作为国图公司的代理商，在印发行除《北京周报》以外的所有图书和期刊。现在，新德里图书中心、新世纪书店(马德拉斯)正与印度新书中心等一些书店一起在全印发行国图公司的出版物并发挥着作用。”(参见何明星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中印之间的国际关系到1976年后开始恢复，互派大使，并逐步开展文化交流。根据国图公司的大事记，恢复文化交流的第一项是1980年3月，国际书店参加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书展，这是1962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中国图书、期刊第一次在新德里展出，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国际书店的新德里书展，既是一次文化行为，同时又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时任印度总理的甘地夫人亲自来到中国展台参观，并接受了中国国际书店的赠书。通过这次书展，在1950——1961年第一个十年建立的书刊贸易渠道又开始恢复联系，比如阿莱德公司、柯莫斯书店、星出版社，新建立联系的有全印度图书供应公司等等。

　　在中国全面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新时期，中国与印度的书刊交流呈现了与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现在图书期刊艺术品的展览、展销活动大幅增加，并成为拓展印度中国书刊发行传播网的主要手段。比如继1980年第一次书展之后，1982年国际书店又派员参加第5届新德里国际书展，这次展出的图书、期刊更多、更全，获得了印度主办方颁发的外国展台一等奖。

　　国际书店在此次展出的中国科普读物，尤其是一些教科书受到印度读者的欢迎。印度政府把中国历史作为高等学校的选修课，一些英文版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受到印度人民的喜爱。与第一个十年有些相同的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的书刊得到印度知识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十分吃惊。同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印出版界交往更加频繁。比如1990年8月，国图公司邀请印度新德里、马德拉斯两家印度共产党所属书店经理皮莱、摩尔瑅来访；1992年2月1日至9日，国图公司派人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10届世界图书博览会；1994年2月又参加新德里举办的第11届世界图书博览会。1995年4月17日，国图公司邀请老同业印度潮流书店经理阿坎丹夫妇应邀来访，就在印度继续扩大期刊征订、转发和推动整个图书发行问题会谈；1999年11月，印度UBS出版物发行公司经理Amrit　Sharma来访，该公司是国图公司新时期在印度的主要发行代理商，也是中国藏文图书的主要客户。到了2002年，国图公司与印度往来达到5次，如2月份，国图公司专门派出财务部、业务部等人员共同到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考察，催收以往旧款，并同时寻找新渠道、新的代理商；11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大藏经》供货问题会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印度期刊、学术图书在中国发行等问题访问国图公司。

　　总结中印两国书刊出版发行交往的历史可以发现，在1978年之前，中印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78年后至今天，书刊交流互动逐步深化，开始由前三十年单纯的实物输出到尝试图书出版合作、以进带出等方面的探索，文化交往中的政治影响日渐变小，经济因素逐渐增大。

　　不可忽视的是，中印之间的书刊交流，数量比之1950至1960年的十年少很多，同时相比中国书刊在欧美地区的输出数量、交往频次以及在资本层面上的股权收购、合资合作的力度，也显得不够。

　　-何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