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往事漫忆

　　郭影秋(1909-1985)是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诗人，早年投身革命，1957年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王俊义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回顾他传奇的一生，为研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尤其是研究“文革”提供了重要史料。

　　万隆会议前后与周总理在昆明

　　在云南工作期间，同周恩来总理的几次接触，给我留下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1955年，周总理率领陈毅、乔冠华、陈家康、杨奇清、李富昆等同志，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前后，都曾在昆明停留。我在陪同过程中，与总理有过亲切的相处。出国前，在昆明议论各项准备工作时，传来我国先遣队所乘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港被炸、机上人员遇难的消息。总理闻讯异常悲愤，为平缓总理的心情，我陪他在昆明近郊的一些名胜处游览，曾到过大观楼、黑龙潭等处。那时总理刚刚动过大手术，尚未复原，走路都很吃力，每上七步台阶就得歇一会，就连走平地也得把脚抬高再往下放。我由此感到总理为国事操劳的忘我精神实令人敬佩，按理刚刚动完手术，应静卧休养，但为贯彻我们党和政府的外交路线，不得不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而且在会上气宇轩昂，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外交斗争，侃侃陈述我们的外交方针，赢得举世瞩目。

　　总理在昆明期间，我们安排他住在龙云先生原来住过的震庄。那座房子附近的近日楼上安有报时器。一天中午，我陪总理吃饭时，报时器突然呜响。总理听见后，放下筷子问我和刘明辉(当时云南省的公安厅长):“这是什么？”我们回答是报时器之后，总理又说:“在市区内应该有个安静的环境，你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让它影响工作，扰乱群众的休息。”我连忙向总理解释说:“这是原来就有的。”总理听说更加生气地说:“什么原来就有的，还不是你们省长大老爷的新政！”总理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无言以对，报时器确实是原来就有的，我们听惯了习以为常，没有考虑到影响市区的安静和群众的休息，而未采取措施，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受到总理的批评，吃晚饭时我有些拘谨。总理则又主动给我和刘明辉斟酒，还很风趣地说:“批评是要批评的，酒还是要喝的！”顿然使紧张的气氛消逝。

　　总理开完万隆会议后，又回到昆明。万隆会议，确立了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重大胜利。云南省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庆祝大会，组织三十万人的游行。我们事先搭了个观礼台，距马路约十米，总理也看过了，他很满意，但后来，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觉得不安全，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斗争形势还比较复杂，恐怕出什么意外。他们找我们商量，建议把观礼台撤到距马路五十米的地方，旨在位于手榴弹的杀伤力达不到的距离处。为确保总理安全，我们只好同意。又连夜把观礼台后撤。但是，庆祝大会开过后，我陪总理吃午饭时，他很不高兴地责问我:“你们把台子撤那么远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只好如实向他作了汇报。不料，总理听后更加生气地说:“你们这么做毫无道理，我在国外都不怕死，怎么回到国内倒怕死了。你们把台子撤那么远，使领导人见不着群众，群众也看不见领导，是不是想让领导离群众越远越好？相互间连面都不能见，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总理的这番批评使我终生难忘，他时时事事考虑的总是群众而不是自己。

　　当天下午，我又陪总理到云南民族学院参观，学员们都穿上了鲜艳夺目的民族服装，打着象脚鼓，和着优美的音乐载歌载舞，兴高采烈地欢迎总理。

　　总理下车后，一下子就跑到人群之中，和群众手拉手，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只见他和群众没有任何界限，人家举手，他也举手，人家抬腿，他也抬腿。其实，他并不会跳那些民族的舞蹈，只是跟着一起跳，但却一下子置身于群众之中。这件事尤其对我有深刻的教育，后来我常以总理为榜样自我反省:为什么总理职位那样高，工作那么忙，还能到群众之中，那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可见自己的领导干部架子没有完全放下来！

　　周总理一行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云南省委设宴为他们饯行，特意找了几个酒量大的人陪同，我和秦基伟同志都被推选上了。

　　但在宴会开始时，总理和陈毅同志都不喝，而是乔冠华、陈家康、李富昆等和我们频频碰杯。

　　他们都是海量，咕嘟咕嘟几大杯下去，像没事人一样，而我却已有几分醉意。

　　正在这时，陈老总过来了，我又一气和陈老总对了六七杯，全是一两多一杯的茅台。

　　这时总理又举起杯走来说:“我身体不太好，本不打算喝酒。但今天这样热闹，我不能不陪大家一起喝几杯。”总理来敬酒，结果又一连碰了十一杯。这时已感头脑发昏，不知东南西北了。还要举杯，被总理微笑地劝阻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突然想到总理要乘飞机返回北京。我连忙赶到宾馆为他送行。

　　心想，总理不知是否也醉了。谁知到那一看，总理若无其事地正在和所有的服务员、炊事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总理看到我后朗朗大笑说:“影秋同志，我们不知你的酒量这样小，竟使你醉了，对不起！对不起！”总理待人，总是那样亲切而热情，充满了情趣和魅力。

　　康生对我的拉拢、打击和陷害

　　我个人对于康生的认识和了解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原来总觉得他是老党员、老革命，又是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大理论家，对他一直是比较敬重的，常按党内流行的称呼尊之为“康老”。他还曾送给我用左手写的书法。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我作为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有时需要请示他。当时尚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问题还没有展开，当时并没觉察他那么坏，只是觉得他有些事做得不大对头，我并没有觉察到他有什么问题。

　　1966年5月26日，也就是聂元梓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康生曾找我谈过话。谈话是从国务院外办发出的一个文件谈起的。他说昨天外办发了文件允许外国人对大字报照相，这是错误的，容易泄密。为此，他又让外办重新起草了个文件，还为此打电话给北京市委和我。他还说:“北京市委是修正主义的市委，是大党阀。《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上就有嘛！把中央文件弄出来可以教育人。这是超出报纸上已有的范围，为什么不看《通知》，那才是躲在三家村死狗身上。是否有修正主义代理人，要等中央文件出来再说，现在不能说。”他又说:“北京市委、中宣部瘫痪了，我顾不得。你们(指北京新市委，当时尚未公布)要站稳立场，不要糊里糊涂。北大的隐患在后头，是要继续拥护宋硕大学部。学生不造反，我们就号召造反”，“要大闹天宫”，如此等等。他讲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当时是语出惊人。在毛泽东未对聂的大字报公开表态之前，许多人都还在观望。而康生言外之意是对我较信任，明显有拉拢的意图。但尽管康生在当时红得发紫，我也不愿意和他在工作之外有更多的个人接触。

　　其次是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李雪峰、吴德等新市委的领导都感到措手不及，当时进行了紧急研究。面对新的局面和形势，各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李雪峰有些心中无数。为此，他指示我和吴德在6月2日，去向康生汇报和请示。

　　康生先说了:“北大出事不出事，关键在党委。”康生说的很多，从1959年北戴河会议讲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的表现，直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北大的“四清”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和北京市如何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大是陆平和彭真多年把持的据点。而且说彭真和陆平直到现在还在抗拒。正是在这次谈话后，6月3日，新华社就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1)向北大派新领导；(2)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

　　再次就是6月14日到6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大会前后。那次会上主要是陈伯达、姚文元谈如何开展大批判，如何批判周扬，布置写批判文章的事。在此期间，康生又找我谈过话。他曾问我:“孙泱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他还不错，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做过朱老总的秘书，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都可以”。但康生却沉着脸说:“是这样吗？！”稍后又说:“这个人很坏，不能说做过朱老总的秘书就一定可信，你要注意。”随着运动的发展，没想到戚本禹唆使人大的“造反派”在校内外贴出“打倒大军阀、大野心家朱德”的大标语，到中南海去揪朱德。后来因毛泽东干预才停下来。但康生在上海和我的谈话“孙泱这个人很坏”说明，他们想通过孙泱反对朱老总，是早就有预谋的。后来，戚本禹到人民大学宣布，孙泱是人大的第一号敌人，我是人大的第二号敌人。这说明不和他们同流合污都要被他们打倒。

　　在7月27日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康生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康生讲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的第二天晚上——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就兴师动众到市委把我揪回人大。

　　1967年三四月康生在一次群众会上，信誓旦旦地说:“郭影秋是叛徒，现在已有确凿的证据。”这又是进一步的栽赃陷害，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