亵渎英烈是道义担当的缺失

　　因不满《遮蔽与记忆》一书对烈士赵一曼受电刑后的性部位反应进行大量详尽描述，赵一曼的孙女近日将该书作者、出版社及数家网站告上法院，她指出，书中所载毫无事实依据，并声称要为祖母维护人格权。(2月21日 《北京晨报》)

　　未曾亲历，却向壁虚造，《遮蔽与记忆》意欲还原历史的影像，却犯了不少讲史文学常见的叙事谬误：许多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缺乏考证，只是作者凭着一己臆想或道听途说，虚构临摹出来的。

　　本来添加细节，只是为了更逼近真相，就像书的作者石耿立自己说的：“要勇于发掘被遮蔽的片段”。但没有史实作依据，它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且夸张、隐喻地讲述，让它更像是添加了修辞调料的文学菜肴，离真相越来越远。这样，文章的渲染力是“不差劲”了，可无凭无据，而又详尽备至的“性部位反应”描写，却无疑是对英烈赵一曼尊严的凌辱，人格的重创。

　　司马迁写史，被人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严谨治史的精神，为人所敬；胡适在谈到治史时，也提出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务实从谨，本该是述史者的基本态度。可《遮蔽与记忆》却顺着作者自身的逻辑推演，给英烈胡乱捆绑“莫须有”的履历、传说，即使是为了“树立崇高”，这种不深思慎取，也理应加诸诟病并引以为戒。更何况，在媒体的传播下，凭空生产的剧情被当成“史实”为公众所消费，作者的失之谨严看似事小，造成的恶果却是“假作真来真亦假”，让公众常识偏离真相。以讹传讹，这种道义担当的缺失，岂能不背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不尊重史实、历史人物，已成为当今涉史作品的流行病。为了制造噱头，抓人眼球，许多“著作”在利益规则的收编下大玩“恶搞法”，或走“水煮式”路子。结果李白成了“大唐第一古惑仔”，乾隆皇帝成天下江南……相对而言，《遮蔽与记忆》并未颠覆起码的史实框架，而是较为严肃，只在细枝末节上运用经验写法，以更生动逼真。尽管如此，烈士的人格蒙垢，仍让作者、媒体愧对道德的拷问。

　　亵渎英烈，凸显出了道义担当的缺血。无论史学者还是我们，都应从时下流行的浮躁症中，重审“尊重真相”的价值，不然，当布罗茨基说的“墨水的诚实”作为述史伦理的底线失守时，伤害的不止是一个赵一曼。

　　(中国网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