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是这幅风景画的主体，岸坡下有幼童在芦苇中像青蛙一样玩耍，水面上浮游着群群白鸭，溅着水花，发出嘎嘎的声音回答着主人的呼唤。提着洋铁桶下到岸边打水的人往往要蹲上一会儿，静静地欣赏这幅田园般的景致……”

　　这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游记《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中描述的二十世纪初的前三门护城河。

　　今天的人们，在前三门所见只有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如风景画一般的护城河却消失了。

　　护城河为什么消失？又是如何消失的？近日，记者通过走访当事人、查阅资料，重温这段历史。

　　“53版”规划被否

　　1956年秋天，绕着老北京城流淌了五百多年的护城河迎来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一不观光，二不渡河，人人手里擎一个金属框，在河岸边与沿河的城墙上比来比去。金属框不算大，上面坠着个小水泡，还有一根马尾，别看它简简单单，却是地道的专业测量工具，测绘工作全仗它。测量员们通过马尾看一眼标尺，然后就用铅笔在随身携带的图纸板上画一笔……他们的任务委实不易，要完成全城四十多公里护城河河道的测绘工作——这在护城河数百年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提起老北京护城河的历史，可以远溯至金中都和元大都时期，但真正成形还得从明代算起。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大军攻占元大都，为便于防守，将元大都北城墙南移，并利用高粱河、积水潭作为北护城河。1419年，又将元大都南城墙南移，并开挖新护城河，即前三门护城河。至于东、西护城河，则仍按元代旧制，只是分别向南伸延与前三门护城河接通。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为防蒙古骑兵对京城安全的威胁，修建了包围南郊的外城，同时竣有城壕，形成了今天的南护城河。各条护城河的水都汇集到东便门，经大通桥，入通惠河，北京护城河“品”字形格局自此初步形成。

　　有人说，护城河是老北京的魂儿。

　　数百余年间，护城河上舟楫往来，京城百姓大多从朝阳门外登舟，沿护城河南下至东便门或通惠闸，举家出行。冬天，前三门护城河和南护城河都开辟冰上运输线，坐冰船出游省钱、方便。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时，前三门护城河上灯影绰绰，又成为老百姓放河灯、赏河灯的好去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美术史家、汉学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用绘画般的细腻笔触记录道：“像运河一样的护城河变得越来越宽阔、越来越美丽——护城河两岸柳枝拂扬，河中白鸭成群，现出一片生机。常常可以看到作为渡船的方形平底船，上面用四根竹竿支起阳篷，沿混浊的运河被人们用竹篙撑动……”

　　据解放初的测算，北京护城河的总长度为41.19公里。其中，西北护城河(西直门至德胜门外松林闸)长1.84公里，东北护城河(松林闸至东便门)长10.91公里，西护城河(西直门至西便门)长5.22公里，前三门护城河(西便门至东便门)7.74公里，南护城河(西便门至东便门)长15.48公里。

　　但此时的护城河已不像喜仁龙笔下记载得那般可人，尤其是前三门护城河。作为惟一一条横穿北京旧城的人工河，随着清末漕运的废止，前三门护城河成了北京最大的排污明渠。现居住在崇文区草厂七条85岁的李玉焕老人回忆起前三门护城河来，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又脏又臭！”老人解放前从河北嫁到北京来，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就是穿过河上小桥走到婆家。头一回进京城，看啥都新鲜，可就是觉得这河没一点“可人”的地方，此后的几十年生活里，她几乎再未到河边去过，“河里全是垃圾，甚至死猫死狗都往里扔，岸边十多米外才有人家，多数都是贫苦人家，没人往这河跟前凑。”

　　1952年，首都各项建设事业步入正轨，城市规划被提上重要议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亲自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这当中，水系规划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护城河治理自然成为重中之重，备受关注。

　　1953年，水系规划初步方案出台。在这个后来简称为“53版”的水系规划中，北京城水网交织堪比“威尼斯”，城区内有长达107公里的河道，水面宽达40米至60米，设13个船闸，船只往来畅通无阻。不过，规划甫出，即饱受质疑。北京历来缺水，当时京城的水源玉泉山已是细流涓涓，元代郭守敬开辟的水源白浮泉已经枯竭，建设大面积的河湖并不现实，方案随即被否定。这才有了1956年秋天重新展开的河道测绘与规划设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