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现代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岁尾年头随笔》，文中他这样诠释了文人的年节情结：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年岁的区分，它不过是遵循着一种法则在不息地运行。人类本着他的生活需要和认识能力，去给予它以一定的段落标志，既然有了这种标志，它就要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发生许多关涉。民族学告诉我们，各种文化程度不同的民族，对于年节大都有隆重的表现。而文人是敏感的，对于一年末夜这个重要标志，不免有他的一番感慨，因而形成对“一年将尽夜”的长歌短咏。这正和到了春天，草木要发叶开花是一样自然的事情……对于文人的旧时过年的情怀，只有文人才是理解和相通的。

　　的确，过年，不只是一个时节，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些善感多情的文人墨客，每至此常常激发起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对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欣喜，对旧生命死去、新生命开始的感悟，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期盼……试想一下，自古至今，无论过年的感受体味怎样，中国文人当中不去描写过年的醉人情景、抒发年节的浓浓情怀的恐怕不多，这似乎已成为了文人的一种集体文化意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王安石的这首七言绝句，恐怕大人小孩都耳熟能详；翻阅《红楼梦》，曹雪芹对过年情景的描摹似乎能让人身临其境；我们在中学读过的鲁迅笔下的过年，还让人记忆犹新……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年节文化中，文人与年节的这种精神文化的联系，是一道独特、美丽的文化风景。

　　但是，虽然岁到佳节，人逢其盛，但由于人的际遇不同，过年时所带来的心态、感受也是不同的。“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心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这是陆游在《新年》一诗中描写民间迎接春节时喜气洋洋的欢庆气氛，在感受热闹浓烈的春节来临时，诗人也仿佛童心未泯，生命似乎年轻了许多。据说，唐代苦吟诗人贾岛过年方式与别人很不同，每至除夕守岁之时，他便把一年来所作之诗放在案几之上，祭以酒肉，焚以香火，并祷以“此吾终年苦心”之语，作为对一年劳作的总结。这种非常个人化的拜年方式，表达的是对年节和诗艺同样的敬畏之心。

　　这是年节作用于文人心灵所产生的结果。其实，文人更看重的还是年节本身，是年味、年俗、年文化，它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鲁迅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说：“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这段文字，很幽默又很温情地介绍了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的过年时的送灶习俗。

　　丰子恺的散文《过年》、钟敬文的散文《岁尾年头随笔》都写了自己的故乡从农历十二月十五，办年酒，做年糕，烧祭品猪、鸡、鱼、肉，祭年菩萨，拜祖宗，买年画、春联、春纸、神像，看戏法，接财神等过年中的繁华气象，年俗趣味。这些年味十足的年俗文化，是文人的怀旧，也是他们对传统的认同，这种精神认同是他们的文化的根。在让人羡慕过去年味的浓烈、醇厚的同时，也让人感叹，尽管岁月流转，但这些作家文人割舍不断对过去的年节、年味的情结，所以，今天看到民族年节的逐渐式微，逐渐边缘化，冯骥才为此忧心忡忡，四处奔走，宣传不止，他曾在《津门谈年俗文化》中说“年味是文化的丰美”，“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可见，他对祖国年节的情结，对传统文化的情怀，更加炽烈、更加深挚……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大众来说，今天，我们的心中还保有和珍存着这样的对“年”、对“年味”的文化情怀吗？

　　袁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