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 197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等30多种国家和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作品被选入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本，以及多种版本的《中国年度最佳中(短)篇小说》。

　　辽宁日报：本报自2009年12月中旬起，即开始刊发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文章，不知道你是否留意？ “重估”梳理了陈晓明、肖鹰、丁帆、王彬彬等学者的观点，并约请了全国一流评论家参与讨论，引起了广泛争论和关注。作为一名小说家，你有何看法？

　　于晓威：陈晓明与肖鹰等围绕中国当代文学优劣定位的论争以及由此衍生的话题，我关注有一段时间了。但囿于自身即从事小说创作，无论站位如何，臧迎还是否抑，都对所从事职业和文坛有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之嫌，所以只是内心有感而不曾发表意见。我也算写小说20多年了，对文坛没有真知也有愚见，就谈谈纯粹的个人感受吧。

　　我将陈晓明归为认定中国当代文学“最好派”，肖鹰归为认定中国当代文学 “垃圾派”，这完全是为了我便于表述而划分的大致形态，并不是有意消抹两者之间内部存在的个案，希望不要给人落下把柄和口实。

　　其实问题也许正在这里。仔细考量无论著名作家王蒙指称的当代“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还是北大教授陈晓明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中国当代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他们看似分为两大阵营，队形整齐，针尖麦芒，其实仔细分析，他们在哪怕相属的言论阵营中也有逻辑的不同甚至矛盾，也就是说，事实绝没有你是选择拥护王、陈还是拥护顾、肖这种二元对立模式那么简单，所以需要来一一区分对待。

　　辽宁日报：可以看得出来，你对此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你是如何辩证地来看待你所谓的“最好派”和“垃圾派”呢？

　　于晓威：陈晓明认为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他后来及时做了补充说明，是指“1949年以来”，这样，我认为他说得基本没错。关于顾彬的言论，因为他后期解释很多，大家议论也太多。我只能说，我比较拥护他的如下观点：1，中国作家写得太通俗。作品从思想到文本意识的难度不够；2，胆子小，不敢说真话；3，作家受利益驱使。趋利避害本能突出，陷入金钱拜物教。我比较不能苟同的是肖鹰指责当下文学和作家“玩无聊”、“玩技巧 ”。很明显在他看来，“玩无聊”和“玩技巧”是不能入文学的。那么，什么叫“玩无聊”？在文学中，真的存在某种真空样“无聊”的“无聊”吗？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早就说过：“人生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欲望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中摇摆。”在我看来，无聊和痛苦互为坐标，和痛苦一样是人生重量的砝码，是人性尤其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正如没有生便没有死、没有痛苦就映照不出欢乐一样，没有无聊，哪有痛苦？在文学中，《赫索格》是不是玩无聊？ 《在路上》、《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是不是玩无聊？它们果真无聊么？再说“玩技巧”，按我的理解，“技巧”无非跟作品的形式有关，跟小说的叙述和结构等方式和方面有关，我们不要觉得一部小说只要内容和思想很好，形式表现就不重要，那会重复走向以往的“题材决定论”。正如一位良家妇女只要心灵美，外表不能化妆打扮一样，否则就是要去勾引男人。在我看来，文学叙述和结构所代表的“技巧”，正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是作家处理艺术世界的一种哲学方法，是推动文学新的趣味和新的理解方式的重要引擎。 《尤利西斯》是不是玩技巧？《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不是玩技巧？《变形记》、《达洛卫夫人》甚至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等是不是玩技巧？借用陈晓明的话“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作品是垃圾”，我倒是想大声拜托了，不要动不动就说某些作家在“玩无聊”、“玩技巧”。

　　本报记者 蔡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