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鲜有像梁启超(1873—1929)和梁思顺(1893— 1966)那样，父女两人都发表女性论，并产生了社会影响的。梁启超在清末为了富强国家而关注女性，强调女性有强化智力、体力的必要性，在民国时期为了女性人生的发展而主张女权。然而，梁思顺却主张贤妻良母与尊重母性的女性论。

　　慈父与长房长女

　　首先，我们概观一下梁启超与梁思顺的父女关系。梁启超有第一夫人李蕙仙与第二夫人王桂荃，有思顺、思成等9个子女。第一夫人李蕙仙生思顺后好几年一直没有其他孩子，于是她亲自选定王桂荃，推荐给梁启超作为第二夫人。梁启超没有男女嫡庶之别，对于子女教育很热心。他的9个孩子多半大学毕业，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留学的也很多。后来大儿子思成成为建筑学者，次子思永成为考古学者，思忠为军人，思礼为火箭专家。

　　梁启超批判女性缠足，极力主张女子教育的必要性，生活中也厉行此原则，不让自己的女儿们缠足，让她们接受教育。例如，大女儿思顺在1908年就出版了《芸蘅馆词选》；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图书馆学，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图书馆专家；三女思懿也学过医学、历史学等，后来历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务。

　　梁启超偏爱女儿，与大女儿梁思顺的关系特别亲切，梁启超写给梁思顺的信里常常能看到“宝贝思顺”“Baby思顺”等词语。在写给女儿思顺的这些信里，梁启超把自己所思所感如实记录成文字，连他平常对朋友家人几乎不表露的怨言和悲叹也都表达出来。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说，思顺得到比其他弟妹更多的父爱，她在家里一直是很有发言权的。

　　在梁启超1912年寄给梁思顺的信里，指定宪法行政学、经济学、法学为梁思顺一定要学习的学科，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梁思顺有非常大的期待与信赖，希望梁思顺能够辅助他的工作。

　　梁思顺不但是梁启超实际上的助手，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支柱，梁启超所有的心情都向梁思顺吐露。在1913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和党败给国民党。梁启超在面临困难时，写信给梁思顺说：“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扰也。”

　　梁启超快乐的时候也经常想念梁思顺。他盖了新房子等着思顺回国的时候说，“吾之书房即在汝室旁，试思吾之宝贝归来，我岂肯令其离我寸步者”，而且他很高兴地告诉梁思顺自己亲手装饰她房间的事。

　　梁思顺在1914年左右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婚后，与周希哲一起去他的上任地菲律宾、加拿大等。周希哲是梁启超的学生，将他介绍给梁思顺的也是梁启超。梁思顺结婚后与梁启超的通信来往也很频繁。

　　梁启超过世前两年，还写信给梁思顺说：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得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

　　虽然父女关系亲密，但二人的女性论却有所不同，一个主张女权，一个主张贤妻良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