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北宋五大市舶司之一——“密州市舶司”的设立，竟与苏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知密州时对板桥港的军事、商业地位知之甚深，后来自己在朝中掌握实权，促成板桥镇升格为县(胶西县)，并在此地设立密州市舶司。

　　宋时市舶司的任务主要有四个：一是检查出入海港之船舶，二是向商船征税，三是收购政府专卖品，四是管理外国商人。其功能，类似今天的海关。

　　苏轼知密州时，板桥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镇子，属高密县。那时密州治诸城、安丘、高密、莒县四县，是北方的滨海大州。诸城信阳镇(今属胶南)、莒县涛洛镇(今属日照)，当时均为大型盐场，而高密县的板桥镇(今胶州市)，更是北方沿海最为繁忙的大型海港。

　　板桥镇地处胶州湾西北角(当时尚无“胶州”之称，元时始置胶州)，港阔水深，万商云集。由于当时契丹占据半个渤海(宋与契丹以白沟河即今海河为界)，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物产外运必须走板桥港，南方、海外货物要进入宋朝北方，也必须通过板桥港转运。这就是《宋史》所说的“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 ”。板桥港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当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朝廷便不能不对它特殊对待。

　　话说朝廷派往高丽的使臣杨康功从板桥港出发，海上遇大风浪，险些丢了性命。回国后杨康功向朝廷请示说，高丽人建议在板桥镇建海神庙，一来表示对海神保佑的感恩之情，二来也便于中外船民敬神礼佛。对这件事，苏轼作为密州知州，他不同意。苏轼说，板桥镇地势低湿，且地方窄狭，不宜在此地建海神庙。他建议杨康功把海神庙建在“文登”地面，最好是“因古庙而新之”。苏轼常把登州称为文登，其实就是要杨康功把海神庙建在登州海边的某个地方。杨康功没有采纳苏轼的意见，尽管板桥以东不远即为登州辖境，他还是将海神庙建在了板桥镇。这让苏轼颇感不快。

　　卸任密州前后，苏轼并没有提出在板桥镇设置“市舶司”之事。当时朝中“新党”人物正忙于“变法”与争权，根本顾不上这档子事，他即使提出来，十有八九也会石沉大海。情况正是如此。接替苏轼任密州知州的范锷建议朝廷在密州设立市舶司，在板桥镇设置抽解务(税务机关)，结果朝廷毫不理会。此时，被“乌台诗案”差点整死的苏轼，正在黄州“东坡”，过着苦难的日子。

　　元丰八年，38岁的宋神宗死去，太子哲宗年幼，神宗母亲宣仁太后临朝听政，次年改年号为“元佑”，意为重新启用元老重臣佑护国家。政局变化极快，宣仁太后将神宗罢去的老臣一一请出，并让司马光为宰相，“尽复祖宗之法”。司马光立即任命苏轼为登州(治所为蓬莱县)知州。

　　苏轼重返山东。他从鲁南直奔密州(诸城)，故地重游，感慨万端。由诸城去登州必走板桥镇，苏轼在板桥稍事停留，但见此地发展甚快，奢华风光今非昔比。这里建起的高丽亭馆极尽富丽，对此他十分不满，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如此铺张，百姓负担太过沉重。看到杨康功建的海神庙，他也觉得不是滋味。同时他也看到，板桥的行政架构只是个普通镇子，对商船管理十分薄弱，偷税漏税只是其一，违禁物品(比如军械、铜铁、硫磺、书籍等)出境，禁榷货品逃避检查(走私)，也是在所难免。他觉得这里的管理要上水平，管理体制必须有所创新。

　　到了登州任上，苏轼又发现板桥港的军事管理非常薄弱。原来，登州虽是边防重地，需要防御契丹从辽东半岛入侵。然而相邻的密州军人不够用，这几年都要从登州分兵一百人，其中四十人给板桥镇，六十人分给信阳、涛洛二盐场。这样，苏轼不但为登州海防担一份心，同时也深感板桥港确实需要加强军事管理。在登州仅仅当了五天知州，苏轼又接到命令，奉调回京。回京后很快被提拔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官场上通天的人物。凑巧的是，那位密州前知州范锷，这时也在朝中为官，而且直接管经济，职务是“金部员外郎”。范锷五年前建议设立密州市舶司、板桥抽解务，结果不了了之。现在政局已变，早已是“死了皇上，换了朝臣，变了天下 ”，于是范锷的“板桥梦”重新变得迫切起来，他要为自己曾经治理的地方再次尽一把力。

　　范锷开始联络了解密州情况的人，一起给朝廷上书，再次要求在密州设立市舶司。那时已是元佑三年，范锷等人上书说：“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设立这个市舶司不是为了赚钱，完全是为了加强商业管理，保证国家安全。

　　结果是令人振奋的——这一次，朝廷批准了范锷等人的建议：“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具体的安排是，板桥镇从高密县析出，以板桥镇改设胶西县。这样，密州多了一个县，而在宋朝北方沿海，终于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级的“海关”。这一年，是公元1088年。

　　密州市舶司是当时宋朝三大市舶司之一。另外两个是：广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之设，仅比密州早一年。而杭州、明州(今宁波)两市舶司此时处于关闭状态。

　　800年后，现代化的巨轮取代了早先的蒙艟帆樯，青岛港取代了早已落寞的板桥港。但是，新青岛不可忘记老板桥，今天的山东人不可忽略了先贤苏轼、范锷。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山东文化史写下灿烂一页。作为后人，应该从中深有所悟。

　　文/邹德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