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劫波鼎无恙

　　在文物收藏界，从上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约30年时间，被称作收藏家们的“黄金岁月”。辛亥革命、清朝覆灭、军阀混战……一系列剧烈社会变革，彻底打乱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散、流转。

　　而对家道中落的前朝收藏大家来讲，经历的却是一场灾难。

　　在战乱纷呈的时世中，苏州潘家只剩一个寡居的弱女子，能独立护持价值倾城的无数文物，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何况，潘家的收藏早已盛名在外，一拨又一拨明里暗里的求宝者纷至沓来。文物的流失注定无可避免。

　　潘家被窃贼光顾了多少次，潘达于也记不清，她只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某天早上，家里的佣人在庭院东侧的花园发现了一个麻袋，里面是装得满满的青铜器。显然，这是一个太过贪心的窃贼所为——妄图一次盗走的

　　宝贝太多，以致无力背着麻袋翻过潘家的高墙，迫不得已将所盗之物掩藏于花园，以图改日再取。没想到却被潘家人首先找到。但有多少文物没这么幸运，失之盗贼之手，就无从计数了。

　　而即便家中被窃，潘达于也不敢报案。那只会暴露家中藏宝，招来更多的祸患。所幸那些毛贼只能盗走少部分的小件物品，大盂鼎、大克鼎这样的重器，绝非偷盗所能取走。

　　真正直奔盂、克二鼎而来的，是那些手提重金的各路收藏家、古董贩子。据说，曾经有个美国商人登门，出价600两黄金和上海的一栋洋房，点名要买大盂鼎、大克鼎，结果被潘达于坚定拒绝。

　　潘裕达告诉记者，这个故事其实只有“部分真实”。文物大买家极少直接登门，多是通过潘氏家族的成员先做说客。在这一步就会被潘达于拒绝。她的回答和其爷爷一样简单：“没有。”

　　“好婆达观处世，对金钱看得极淡。很难想象她守着价值无法估量的家传文物，居然终生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潘裕达说，“老年时的好婆，最常夸耀自己的是，无论家道多难，她也没有卖过一件家传宝贝。”

　　黄金打动不了潘达于，却在潘氏族人和佣人中买通了一些“家贼”，使得潘家藏宝流出了不少。万幸的是，这些“家贼”同样只能趁人不备，私藏一些小件出门，大盂鼎、大克鼎又被潘达于严加防范，始终没有被触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大盂鼎、大克鼎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凶险。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民顽强抵抗3个多月，上海沦陷。11月19日，苏州沦陷。

　　正如潘达于此前所料，日军进城后，随即开始满城劫掠。

　　时人所记《苏州沦陷记》，记载了当时日军的野蛮行径：“日军每入民家，视有佳书画之已装裱者，辄以刺刀割取……苏人孔陟岵先生，尝因一画轴不肯舍去，与日兵相争持，卒被击一刺刀，头部血流如注……”

　　潘家是苏州著名的收藏世家，自然被日军列为首要目标。更令人吃惊的是，闯入潘家的日军不但举着明晃晃的刺刀，竟然还拿着一份“藏宝单”按图索骥。

　　原来，就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国民党当局刚刚在苏州举办了一场“吴中文献文物会展”。展前曾向潘家提出要借“宝鼎”，潘达于明确拒绝，但还是借出了少部分字画、古籍供展览之用。

　　而这场“吴中文献文物会展”竟给苏州文物造成了一场浩劫——它的展品目录落入了日军之手，成了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目录。

　　不过，大盂鼎、大克鼎并不在这份目录中，而且已被潘达于埋藏于地下，倒是不易被搜到。每次有日军闯入，最令潘达于揪心的是“三间头”。

　　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最深一进院子正房后房檐下隔出的三间小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非常严密。潘达于埋鼎之后，把更多的藏书、书画、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看上去这里就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墙角，外人根本想不到背后还有三间“暗室”。

　　即便这样，潘家还是有众多的藏品无处收藏。潘达于就让姐夫潘博山挑出相对更珍贵的打包，送到乡下亲戚家保存，最后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仍旧锁在屋中，危急时刻或许还能“丢卒保车”。

　　日军先后来了潘家七次，将未能妥善藏匿的文物搜刮一空。而大盂鼎、大克鼎和藏在“三间头”中的大量文物，竟然始终未被发现，平安度过了八年抗战。

　　中华灿烂文明铸就的两只至尊宝鼎，安然躺在中国的土地中，静待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