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落魄得很，但坚持穿长衫，因为攸关面子问题。在旧时代，劳动人民都是短打，只有读书人才着长衫。穿短打，为的是劳动时的方便，穿长衫，绝对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只能是斯文之人才穿。孔乙己其实很穷困，那长衫已很破旧龌龊，可他怎么也不肯脱下这件长衫而着短打。可他无业，无业也就无钱，无钱而免不了偶尔做些鼠窃狗盗的事，也就免不了挨打。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小偷小摸的常规惩罚，而被打者通常也只护着自己的脸。所谓“打人莫打脸”，就是说，你打我哪里都可以，独独别打脸。脸，即脸面，对特别在乎面子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有一次，他腿裹着蒲包，用手扶地，几乎是爬来酒店，沽酒喝，掌柜见他如此样子；“你又偷了东西了！”他也不作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掌柜的反问：“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他低声解释：“跌断，跌，跌……”他的眼神，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这就是民间谚语“死要面子活受罪”典型写照。

　　“死要面子”的民间谚语，来源于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谥”——已经死去的汉字“谥”，是“死要面子”的本意。虽然人死之后万事皆空，有面子或者没面子已与死人无涉，只是活人在争这份面子。“谥”在古代，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过，辛亥革命以后，“谥”也随之消亡，但是，类似的“死要面子”风气，迄今不衰，很有知往鉴来的必要。

　　若从编年史的《资治通鉴》来看，书中第一位有谥的皇帝，该是东周的威烈王，据《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对这位有名无实的君主，够高看的了。南齐的沈约批评说：“诸复谥，有谥人，无谥法。”从一开始，谥，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事物。第二位，也按《资治通鉴》的排列，是晋国的智宣子。据《谥法》：“圣善周闻曰宣”。可元代的胡三省则说：“智氏溢美也。”溢美二字，称得上是诛心之论，把千古以来所有的谥，也包括所有为死人专写的讣告，以及追思缅怀的文章，一言戳破。

　　《清史稿》的结尾有王国维传，这位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学者，大概是封建社会里最后一位受谥者。民国初年，爱新觉罗·溥仪还统治着故宫三大殿后边紫禁城一小块地方的时候，王先生曾被这位逊帝延聘为“南书房行走”，官居五品。不知他是中了尼采之毒太深，还是赶上冯玉祥将宣统逐出故宫，皇帝成为丧家之犬，他这五品行走，就一头跳进湖水里去了。人们将这位有学问的遗老捞起来以后，发现他衣带里的遗墨，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词句。于是，已在天津张园做寓公的溥仪，赐了他“忠悫”的谥号。据《谥法》，“危身奉上曰忠，行见中外曰悫”，估计是郑孝胥等臣僚，钩沉古籍，苦心拟就，上呈御览，这种像煞有介事的儿戏，对这些君不君，臣不臣的封建余孽来说，除自得其乐之外，也让王国维有机会上了《清史稿》，成了献身大清王朝的忠贞义士。

　　由于“谥”的溢美，后来的悼念文章，却总是尽量挑好的说了，有的连最起码的针砭也不存在，也就不必深究了。

　　何况上帝让人们对死者宽容呢？因此从对死者的纪念出发，肯定得强烈一些，褒扬得光辉一些，描画得灿烂一些，美化得辉煌一些，好像也是正常现象。至于逝者生前美中不足的方面，不无遗憾的方面，难与外人道及的方面，见不得光天化日的方面，按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大人之过，日月之食的夫子之道，为贤者讳，尽量避之隐之，也属人情之常。

　　然而国人好形而上，喜绝对化，爱矫枉过正的脾性，弄得这种呜呼尚飨的文字，常常写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效果却适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当然喽，九泉之隔，阴阳之别，生死异途，触物伤景，难免情不自禁，这是可以理解的。拿点纸巾擦擦眼泪鼻涕，也就算了。用不着化腐朽为神奇，立丰碑于乌有，原是有限之水，怎能潺潺不断，更不能波澜壮阔？本是凋零之木，焉会葳蕤常青，更不会繁花似锦！把死者头上的光圈，溢美得一个天花乱坠，功勋光荣之极，人格伟大之极，毕生正确之极，甚至连毛病和缺点也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白璧微瑕，不足挂齿。溢美是需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要溢得适度，溢得恰当方好。

　　我一直怀疑那些乘鹤仙去的同志，会不会为别人给他戴上的高帽子而负担沉重，而在九泉下深感不安！

　　李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