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讲坛”又看到刘心武先生说“红楼”。一个曾关切国人生存现实的一线实力小说家，花十好几年的工夫，去研究别人的小说，而且还是那种揣度、猜测型的研究——这样一种“转型”，多少有点令人惋惜。人生有多少个十几年？韩愈说“术业有专攻”，忘了结合自身，善待自己所长，这实在是一个大失策。自然，当事人如刘心武先生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靠《百家讲坛》再度名闻全国，比写《班主任》、《五·一九长镜头》和《钟鼓楼》赢得局部关注，兴奋度和经济收益明显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媒体时代提供给每个心有不甘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抉择：要么活成一个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以惊世骇俗谋杀眼球；要么清汤寡水，守着身边人误读、新一代不解的固有园地。

　　本土知识分子太精明，太知道顺应时势，太知道媒体最喜爱的是什么。但有时聪明过头，专注过头，屡屡便露出令人疑惑的尾巴。比之刘心武在电视讲堂上把曹雪芹塑造为在大清盛世使用小说牌密写药水的“谍报”人员，忽然由“疑似愤青”变身“爱国者”(不是那个数码产品的牌子)的摩罗在宣传新书时，面对媒体的发言就更有意思——他在“对于被屠杀、被殖民的弱者来说，所有的殖民者、侵略者都是魔鬼”这样宏大的逻辑前提下，先把希特勒二战时对犹太民族有意识、有预谋的大屠杀，与“英国人屠杀印度人和中国人，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布什屠杀伊拉克人”混为一谈，进而问责国人为何“站在英美立场拿希特勒说事，却认可英美等等其他魔鬼”？最后亮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扼制，这是值得敬佩的。”不就是卖卖几本书，捎带赚一点俗名嘛，何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到这种程度？

　　“时尚齿轮”下的“电视帮闲”

　　一个时代，人文气氛的好坏，有平台的因素，有自由度的因素，但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一代知识分子面对时髦、掌声、名利、潮流的迎合心态。有时这种迎合还是当事人所不自知的，有时甚至还会以“出位”、“尖锐”的假相去娱人并自愚。我有时非常担心，以后的学人和读者，还能不能够较为准确地去读解四五十年前，像顾准、王元化那样的学人，在险恶环境下生长出他们思想的意义与艰辛？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空间抑制了他们的才华，可一旦我们这些后人穿过岁月的荒芜，回看母体文明的来路，却会发现：恰是这类人，在有限的自由思维空间里，依然为中华民族，留存下了几许宝贵的精神因子。我们可以站在自己的时代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却无法不因他们恪守智识本格的虔敬而备受激励，这大约也正是人类文明中“薪火相传”一词的真正寓意。

　　人文知识分子在今天这个曝光日益轻易和频繁的年代，想要在大众视野之内，葆有以往那种对智识的坚信与坚守，已经越来越趋近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是说这样的人没有，而是说，这样的人通常都不在媒体青睐的范围之内——要么性情过于沉静，自足于本业的建树工作；要么盛气凌人和挑剔，让习惯了掌控发言主导权的主持人、记者、编辑等传媒人士，觉得压抑、难以沟通。而媒体作为强势的信息展示平台，自然愿意首先选择那些容易合作的精英。

　　这也就是在大家经常看到的：名词、名头和评奖满天飘飞的年代，随便哪个慷慨激昂的发言者，只要细瞧两眼，都会露出难以尽除的媚态。比如钱文忠，人们刚刚领略了他对玄奘和《三字经》的精妙读解，接着就读到了他为上海话、艺人周立波和社会主流理念三者间搭桥的、长袖善舞的博文，哦，下一个余秋雨就这么呼之欲出了；比如陈丹青，这边在阵阵有辞地读解鲁迅，批评媒体被消费文化浸染，那边却在一种轻佻与庸俗的氛围中臧否老舍与巴金(这世上，任何人都是可以被批评的，但绝不应该是在轻佻与庸俗的语境下)……难道在今天，一个稍微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他最后的人文目的，不是指向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而是指向“时尚齿轮”与“电视帮闲”？

　　信息便利时代≠“智识喜悦时代”

　　传媒时代和传媒电子化的接踵而至，给了这个星球所有人以信息传输和思维展示上的便利。但便利并不等于一个“智识喜悦时代”的来临，不少时候，它对人们的智力所起的作用，更近似于考验。我曾读到一本台湾学者近年写的一位民国人物的思想评传，作者薛仁明先生做得过于独特：一方面在论述传主有关文艺、文化乃至政见的不同章节里，不时抬出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孙中山、鲁迅、川端康成、唐君毅、南怀瑾等先贤和学人的名头，近乎稚童吹泡式地“映证”着传主学说的睿智与超凡；另一方面又把传主“勾女”的喜好，隐去个案的始末与背景，提纯为其认知人生与世界的独特修炼方式！虽说异性相处，通常可以使两方不同程度地获得对生命和世界更丰富、更全面的体认，但这不等于可以倒转因果，去用作一方伤害另一方事实的掩饰和借口，更不要说无耻地将其用作装修“人文半仙儿”泥胎的建材了。

　　传媒时代烘托出了众口喧哗，造成了“智识多元”和“智识平等”的热闹假象，但人们在智、识这两方面，究竟体会到它们怎样一个品质的“多元”与“平等”呢？这是一个过于巨大、且已蔓延向人类未来心智的问号。各位，要小心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