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位青年人眼中的安东尼奥尼
2004年9月,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拉,开始了对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因为这座小城是安东尼奥尼的诞生之城。
1912年9月29日,安东尼奥尼出生于费拉拉一个富足的家庭,并于1935年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的经济学系。
在他31岁时才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影片《波河上的人》,选择了他度过童年的非常亲切的环境:波河。
1960年,《奇遇》在戛纳电影节获奖,标志着安氏心理电影的诞生。之后短短几年《夜》、《蚀》、《红色沙漠》、《放大》,连续获得金熊奖、金狮奖与金棕榈奖,从而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大师地位。
正因为他的卓越成就,1972年受邀来华拍摄了一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中国》。
在罗马台伯河边一幢公寓的顶层,我们见到了他。
此时,这位92岁高龄的大师,于十几年前因中风导致失语与行动不便。倔强的性格使他从未向命运屈服,用手势与简单的话语,与德国导演文德斯完成了精彩纷呈的经典影片《云上的日子》。
见到我们时,他艰难地发出了简短的问候:“Ciao。”(你好!)
在客厅兼画室的房间里,他与助手正在作画,从这间房间的窗户能看到潺潺流淌的台伯河。晚年,绘画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其实这也是他另一次的电影之旅。
“他在中国时想了很多,中国的山,层峦叠嶂。他在中国,很喜欢中国的山。”他的夫人恩丽卡指着挂在墙上的两幅山水画说道。
“他总是怀念中国的山,撒丁岛的有些景色,当他从中国回来时,看到撒丁岛的一些山峦,他说‘这些景色让我想着中国’。”安东尼奥尼的一位好朋友卡罗日后也曾这样对我们说。
这次难忘的中国之旅,不但成就了这部名为《中国》的影片,也使恩丽卡与安东尼奥尼相伴一生。
“中国之行,我妈妈说过:是我们的蜜月旅行。中国之后,我们到这儿,住在了一起。以前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那时只是个年轻的女学生,漂亮,花枝招展的。而他是个大导演,我不想和他住在一起。我甚至不想住在罗马,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但中国之后,我们住在这儿了。”
恩丽卡当时是他的助手,时年20岁。
恩丽卡从楼上取来一本最新出版的安东尼奥尼的画册,让大师为我们签名留念。
只看大师用左手(右手因中风不能活动)在扉页上画了一幅抽象画。
“看M,米开朗基罗,我来写日期,今天是23号,还有我的名字,写好了。”恩丽卡一边为我们写留言,一边指着画中一部分像字母M的地方说道。
合上画册,我们紧握大师之手:“您想去中国吗?”
“是。”虽然我们都明白,大师已不可能再回到他日夜想念的中国。但我们仍希望他能去。
“您们应该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
大师的眼眶里,泪水已来回流转。
两个月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卡罗。他是代表安东尼奥尼来参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的。他此次带来了安东尼奥尼给中国观众的一封信。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放映厅里,我们听到了从遥远的意大利传来的大师的声音。
“我对你们伟大国家的自始至终的爱与尊敬,这也可在影片的画面上看到。”
第二天,我们陪同卡罗游览故宫,卡罗坚持要买一面中国国旗,说回去送给安东尼奥尼。出了故宫后,在旁边的小店里终于买到了。
过完了新年,转眼间到了杨柳吐绿的时节,我们又来到了意大利。我们想,只要有可能,每年都来意大利一、两次,将拍摄进行下去。
拨通恩丽卡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她拍摄的关于大师晚年绘画情况的纪录片《与米开朗基罗在一起》将作为开幕影片,在两天后的罗马艺术纪录片节上放映。届时她与大师将一同出席,她也邀请我们参加。
大师在观众的掌声中,坐在恩丽卡推着的轮椅上,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师的晚年,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现在来看,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
他与恩丽卡相依相偎看完了整部影片,我也记录下了整个过程。我看到这对走过无数坎坷的夫妻始终紧靠在一起,在闪动的光影里俨然就是一部电影。
没过几天,我们又来到安东尼奥尼家,当大师得知我们到来,倔强地要夫人与保姆扶着他从卧室里走来,坚决不坐轮椅。
坐定之后,我们开始寒暄。
大师突然止住了我们的交谈,用仅能活动的左手上下挥动。夫人问他是指“台阶”吗?他又上下挥动了几下,夫人又问他是指“摩天大楼”吗?大师点了点头。呵,原来他是想表达,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很现代的国家,与他当年拍摄的中国越来越远。
“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在因为,米开朗基罗,知道吗?由美国已经转向中国,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还记得中国菜吗?”恩丽卡说:
“我们在中国吃得很好。”“好吃,烤鸭,北京的特产。”
在这种气氛里,我们就像一家人。恩丽卡见我背着的绿色摄影包,就说:“下次来,也给我带一个,我很喜欢这款颜色。”
一个月后,我们又走过熟悉的街道,叩开了大师的家门。
大师还是像上次一样,由夫人与保姆扶着走出来,倔强地不坐轮椅。
我们还是与上次一样,向他问候着:“我们又来看您了。”
“好的。”他嘴唇颤抖地挤出了这个词。
之后又马上补充了两个词组:“你们两个(好)。”
夫人和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我们一起扶他在椅子上坐下,桌上已放了两张照片,那是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给我们的。他是1968至1972年在中国当一秘,安东尼奥尼的那次来中国拍片就是他接待的。他一直保存着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工作照。这些照片全是彩色的,异常珍贵与难得。
照片呈现在他眼前,他巨大的手微微颤抖。目光凝视之处,一张他从未见过的,他在天安门前拍摄时的照片。照片再次带他回到中国,红旗车上,一部摄影机面对广场,他右手抬起,好像在说:“拍这里,拍这里。”中国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表现的。
另一张照片里恩丽卡,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与摄影师、翻译合影,斜靠在北京吉普车旁的她穿了一件中式服装。
“我们找到了这些照片。”我们向安公解释。
“看米开朗基罗,我多可爱啊,在中国,33年前。”夫人很兴奋。
“真好啊。”大师的手在抖动,眼中闪着泪光。
“很美。”
“还有你,安德烈·巴尔巴多、卢奇亚诺·都沃里……”
“真好。”
“看,我多可爱,多可爱啊,19岁。”
“你看得清楚吗?”
“很好。”
大师的内心和夫人一样激动,他只能用简短的词语回应着夫人的快乐。
“我们找到的,原来的照片很小,之后我们把照片放大了。”
“您记得吗,这张照片拍摄于王府井百货大楼前,这是天安门,都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指给他们照片时,看得出夫人与大师的神情,好似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们相恋的意境之中。时间匆匆流逝,一转眼两人已都是白发。
我们每次看望他们,总是要带上几件中国的礼物。
这次我们给安公带来了唐装,特地选了红色,请裁缝亲手缝制而成。
唐装展开,他的脸颊辉映出红色,左手轻抚,仔细端详,这也是他似曾相识又从未见到的。
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时,当时流行中山装,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能有一天穿上中国唐装。
他来中国时,全国上下全是一片蓝色。在他的《还有可能拍一部纪录片吗?》的文章中他这样写到:
“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十几个穿蓝衣服的工人头上戴着红帽子,他们在罗湖口岸,正从一个车厢卸货。
蓝色不是搬运工的制服,是一种中国人衣着的主要颜色:蓝色、绿色、灰色和少量的米色。
这里,每天早晨,从5:30到7:30,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据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八亿蓝色中国人从我们的眼前走过……”
“我们带来了……”
“这是你的外套,中式外套。”夫人抢先说。
“丝绸面料,龙的花纹,从前是给皇帝用的。”我做着描述。
“为皇帝,你是皇帝了。”夫人打趣到。
“红色,我们的国色。”
“很美,美极了。”安公由衷地赞叹。
“都是手工做的,包括中式盘扣,都是手工做的。”
“很好,很漂亮的颜色。”
“你生日时穿。”夫人已经想好了什么时候穿。
“对呀。”我将衣衫披在了安公身上。
“好,我想过尺寸,不知道合适不,好看,颜色好看。”
“是的,他很适合红色。”夫人道。
“有点儿大?”我是估计的尺寸。
“也许我们可以除去垫肩。”夫人也想着解决的办法。
“热?”安公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摸了摸织锦缎的面料,流露出挑剔的神情。又撩了撩我披垂的长发,说了句:“热”。
“秋天或冬天您穿这件。”
“当然。”
我们给安公买的是最好的织锦缎,而非绸布。而在西方人眼中,丝绸理当薄如蝉翼,随风飘动才算高妙。
窗外的台伯河水依旧在流淌,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10月这个满是金黄的月份里,我一个人去了罗马。带了女儿的照片和一份我们刚剪好的DVD——《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孩子。
恩丽卡在电话里告知,由于安东尼奥尼的身体欠佳,不能在家中会客。在附近的咖啡馆见面,几分钟之后,她起身告辞,回去照看大师。
第二天,她打电话来说:“片子很喜欢,晚上我梦到了中国。”
2007年7月31日的黄昏,我们得到了安东尼奥尼去世的消息。他是30日去世的。
一星期后,在北京圆明园里的单向街书店举办了一场放映活动,为了纪念刚刚离我们远去的大师。
小城东北部的卡尔特墓地,是安东尼奥尼的长眠之地。2009年的一天,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一捧泥土,缓缓地放在墓前。
(刘海平)
安东尼奥尼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意大利人,电影大师。1972年他应中国之邀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该片2004年在北京放映;贾樟柯称自己受安东尼奥尼影响颇深,他永远忘不了他的电影《奇遇》中的一句台词:“妈妈,我现在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安东尼奥尼于2007年去世,他主张写实主义的艺术。左图为本文作者在2005年拍摄《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时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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