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报道都说,在前两天的赵本山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开场之前,“赵本山不但挨个与到场的专家、学者、记者握手致谢,还姿态谦虚地向各位求教”。然而,开场之后,当专家真的数出该剧的种种不是之后,赵本山不高兴了,“血压刺激得有点儿高”之外,旋即反唇相讥,令 “全场气氛异常尴尬”。

　　我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就剧情评论的话,无论真话假话亦即逆耳的话逢迎的话都说不出来。而专家究竟说了些什么,赵本山又回击了什么,也没必要一一罗列,感兴趣的人们大可自己去查看。我觉得这里面有意思的是赵本山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由这个态度委实不难窥见时下人们乐此不疲谈论的所谓“讲真话”的难度。

　　其实,谁不知道今天对著作、对影视作品研讨的“真谛”呢?人家花钱请你来,就是让你捧捧场子,听听你把意义之类怎么拔高。笑话里说,阎王放了个屁,还有人能写出“清音入耳,依稀短笛之声；香霭袭人,彷佛烧刀之味”呢。而惹得人家发怒,却相当于砸了场子,别说赵本山那样的大牌人物要发脾气,换了谁都会心里堵得慌。不过,与会专家一定觉得很委屈,是你一脸诚恳在先啊?然语云听话听音,哪有就这么借坡溜下来的?我想,专家讲真话,要么正是真心为了作品的完善考虑,要么可归入呆得不能再呆,对外面的世界全然“蒙查查”。当然,在整个事件中,最该检讨的仍然是“主人家”,如果听不得“意外”声音,那么前面的“谦虚求教”就有惺惺作态的嫌疑,类似于“阳谋”。

　　在巴金老人之后,“讲真话”时不时成为舆论的一个热点,甚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这个无论为官还是为人的基本要求还能引起一时轰动。而环诸巴老之后的“讲真话”,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比如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因为要退休了,讲真话了,把先前所见本领域的种种弊端指出来了；前些天本埠的钟南山先生也有一番关于讲真话的阐述,然而其中说到自己“已经73岁了,别人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了,令人顿觉英雄气短。我又想,如果我们的种种“讲真话”要以伴随着自认为“后顾无忧”为条件,那就表明我们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颇有些奢侈,不光老外知道了可能要笑话,连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有“事后诸葛亮”之嫌。

　　有人说,赵本山的即刻发怒,是其“农民本色”的一种体现,不会虚与委蛇,有啥想法藏不住、掖不住。而要我说,如果这可以算作一种“优点”的话, 只“优”在他能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较之表面上仍然笑嘻嘻但却盘算着如何“秋后算账”的李林甫之辈可取一些罢了。舍此别无其他。赵本山还只是民间人士,不愿听就勃然大怒；权力人物肯定更不得了,修北京的永乐皇帝就是这个样子。他因为“三殿灾”而诏求直言,“及言者多斥时政,于是发怒,谓言事者谤讪”,转而 “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后面的嘉靖皇帝说人家讲真话是“胁君取誉”。我所以由赵本山的态度看到讲真话的难度,道理就在于此。用宋人的话说:“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再用明人的话说,这叫“言路虽开犹未开”。倘若就是这样的背景,谈论如何讲真话不是奢侈至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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