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世博正在举行，上海成为世人瞩目的城市。而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讲，生活一如往常。学者陈子善借此机会回忆几十年前，他的小学岁月，那是一番不一样的上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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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记忆同历史记载一样，不可能完全可靠。我的记忆力本来就差，童年记忆(或称少年记忆？)更早已模糊不清。但是不久前，我竟从八年前父母寓所搬来的杂乱的书堆文件中捡出我的小学毕业证书，于是下决心写这篇小回忆，更巧的是，又从旧居捡出我幼儿园时期的两份“幼儿在园情况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初中一年级时的一份书法作品。这样，我的“前小学时代”、“小学时代”和“后小学时代”的第一手资料都有了。

　　我1948年12月7日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父亲在国民政府盐务局担任小职员。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机关此前已从南京撤到上海，父母亲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愿再随国民政府南撤广州，全家选择留在了上海。

　　1953年至1956年在上海提篮桥区(现已并入虹口区)霍山路幼儿园就读。现存第一份“报告表”是1953年幼儿园小班第二学期的，第二份“报告表”是1956年大班第二学期的，1956年下半年我就升入小学一年级了。

　　幼儿园时期的生活自然不复记忆，幸好有这两份“报告表”在。第一份“报告表”很有意思，不妨抄录老师对“幼儿园陈子善”的几项评语：

　　兴趣：喜欢看图书，爱听紧张的故事，常和(小)朋友做军事游戏，领袖欲强，不能控制自己。

　　集体生活：喜欢做领袖，和少数能力较强的孩子一同玩，户外时喜欢做军事游戏，奔跑，指挥作战，集体游戏时没有兴趣，不和小朋友争夺玩具，少发生争执。

　　语言：紧张时讲起话来有些舌结、面红耳赤，平时能清楚地讲说一件事情，并且有生动表情。通过图片会说出其中的事物来。上课时还不能自动举手大胆发言，背诵儿歌兴趣差，对故事理解力强。

　　认识环境：感受力和观察能力强，能仔细地观察事物，好奇心重，认识交通工具和二种简单的生产工具，认识常吃的青菜和水果。热爱解放军和战斗英雄。

　　真要感谢我的幼儿园老师，对我在幼儿园的表现做了如此详细的记录和评价。今天的幼儿园老师会如此认真细致地观察、记录和分析一个五岁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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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我幼儿园时期的一些优缺点，一些强弱项，竟一直保持到今天，譬如“喜欢看图书”，譬如“能仔细观察事物，好奇心重”，譬如“紧张时讲起话来有些舌结”等等。但“喜欢做领袖”、“领袖欲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却未能进一步发挥，这倒是应该庆幸的。成人之后，我担任过的最高级别的“官”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如此而已。

　　1956年秋，我进入提篮桥区公平路第一小学，小学生活从此开始了。小学最吸引人最值得留恋的，我想许多人都有共识，那就是不在读书识字，而在一年两次的春游和秋游。正像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说的哪个少男少女不怀春，哪个孩子不想玩，不想玩得开心？春游和秋游就是实现这个愿望的上佳选择。我先后到过上海市区的复兴公园和中山公园，郊区的南翔古漪园等等，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春光明媚，秋色绚烂，各有各的迷人之处。即便到了高小，游毕归来要写作文记之，往往搜索枯肠难以成文，仍对春游和秋游充满了期待。

　　关于读书识字，记得一二年级时学的是注音字母，写的是繁体字，进入三年级才学汉语拼音，改写简体字。这样的转换，我一时无法适应，挨过不少批评(我的汉语拼音水平至今仍在水准线下)。今天有人对取消繁体字代之以简体字提出强烈质疑，或能自成其说，但在我的记忆中，小学生写字还是愿意写简体字，多么方便啊。理想的做法也许是教识繁体字，书写还是简体字为宜。不消说，简体字也要简得合情合理，现在有些简体字简得太莫名其妙太离谱了。

　　公平路一小离我家很近，不像幼儿园那么远，我来去都是独自一人。该校解放前是“宁波同乡会”小学，由此可以想见，我的邻居中有不少是宁波来上海打拼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从小说话就带有较浓厚的宁波口音，以至偶与小朋友斗嘴出粗口也是宁波话。这所小学至今仍在，前几年几次路过，发现岁月的流逝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四层的主楼已有点斑驳苍老了。真想进去看看，当年在哪个教室上课？记不清了，只记得校中操场不大，每天傍晚下课后在操场里跑上几圈，算是体育锻炼。

　　三年级或四年级时来了新的班主任，是位年轻的女老师，大名还记得，姓虞名兰，是教语文的。虞老师和蔼可亲，同时又严格要求。她从不随便训斥学生，同学们都喜欢她。我当时有点调皮，不知道在虞老师眼中我算不算好学生，但我今天在文学研究上略有建树，应该说虞老师和中学时代的孙继兰老师都功不可没。进入高中后我还打听过虞老师，仍在公平路一小执教，结婚了。而今虞老师已七八十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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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小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未能找到，否则我的回忆可进一步具体化，但语文、算术和美术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当时的课外作业不多，大都课堂上就完成了，放学后就自己玩耍，在弄堂里“疯”。虽然说不上无忧无虑，可绝没有今天小学生那样背个大书包，课外作业又那么多，负担太沉重，倒是千真万确的。约从四五年级开始，我喜欢在弄堂里给同学和小朋友们讲故事，“半夜鸡叫”(高玉宝作)、“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作者已忘)是一定讲过的，好像还有孙悟空大闹天宫和梁山泊英雄聚义之类，革命传统加上古代经典，倒也相安无事，相得益彰。而小学六年，印象最深的歌曲，则是瞿希贤先生作曲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舒缓，优美，催人泪下，至今还能哼上几句，尽管在幼儿园时期我就五音不全，至今无法纠正。

　　1962年7月，我从公平路第一小学毕业，毕业证书上印写着：“学生陈子善是上海市人，现年拾叁岁，在本校六年级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准予毕业”。落款“校长刘金钿 副校长刘儒旻”。我的标准照满脸笑容，颇有天真烂漫之态。证书上还钤有两方圆形公章，蓝章是“上海市公平路第一小学教导处”，红章是“上海市公平路第一小学”，很有趣。更有趣的是证书正中上方印有毛泽东主席的标准像，头像两边各有三面大小不等的带穗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是我“长在红旗下”的形象说明。其实，那个年代“个人崇拜”还没有登峰造极，但已显露端倪。小学毕业证书是否需要印上领袖头像，见仁见智，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不印为好吧？不过，这是那段历史的真实见证，很可一说。

　　小学六年留给我的印象仅限于此，无法回忆得更细致更生动，真是惭愧。小学阶段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一个启蒙阶段，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虽然小学时代许多事还懵懵懂懂，还无法预想将来复杂的人生，无法设计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但大致的方向已经显示出来，别人是否这样我不知道，至少在我已是如此了。

　　□陈子善(学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