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了无数重于泰山的生命，只送出一份轻于鸿毛的情报——谍战大片《东风雨》的结局，被众网友解读为“信仰的幻灭”。不过，这种理解似乎有违创作者的原意，相比于情报的重要与否，更希望观众关注舍命送情报的过程。就像一场你死我活之后，却告诉你这只是场游戏，空留一段飘在空中的尔虞我诈。

　　而飘扬在空中的不仅是故事。纵观当下国内众多谍战题材作品，信仰被中空化成为一个显著特征。信仰什么、为什么信仰都不再重要，浓墨重彩宣扬的是由执著信仰而产生的力量；信仰，只需被召唤，而无须被拷问。

　　“被信仰”让信仰面目模糊

　　2006年，一部《暗算》不仅让消失多时的反特剧以谍战剧的新面目重新走红，还提出了一个人们久违了的概念：信仰。自那以后，从《潜伏》、《地下地上》、新版《敌营十八年》，到《秋喜》、《风声》、《东风雨》，谍战风绵延不绝地从小荧屏吹向大银幕，并且无一例外地都讲述了关于信仰的故事，彰显了主人公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品格。不过，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张慧瑗看来，这与其说是革命历史价值的回归，不如说更是一种被抽空的信仰。

　　与原先反特剧的显著区别是，在新一轮谍战热中，反派人物同样拥有坚定的信仰。《潜伏》编导姜伟曾经这样比较过余则成和李涯：“余则成有多忠诚，李涯就有多忠诚；余则成有多坚强，李涯就有多坚强。”而在新版《敌营十八年》里，国民党军官何昆也被描写成一个忠实于信仰的角色，只是因为背负了不同的使命，信仰着不同的主义，才和身为地下党员的江波有了不同的人生。高扬的“被信仰”同时出现在斗争双方身上，而那信仰本身却面目模糊。

　　是什么赋予了英雄人物坚定的信仰？对于这个问题，新式谍战片也做出了与传统反特剧不同的回答：对于《潜伏》中的余则成来说，这动力是爱情。他曾经对左蓝说过一句话：“我没有信仰。认识你以后，我只信仰你，信仰爱情。”在这些作品里，爱，或者景仰，不仅可以给人拥有信仰的理由，还足以支撑一份坚守信仰的勇气。小说《暗算》和《风声》的作者麦家说过：“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仰。”

　　精神归宿还是职场生存宝典

　　无论是过去的“群众喜闻乐见”，还是如今的“收视率”或“市场号召力”，影视作品要吸引观众，始终离不开共鸣和感动。

　　与传统反特片诞生的年代不同，主导今日世界的已经不是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秋喜》中夏惠民对晏海清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原本的对手成为了彼此的镜像，是可以互换的主体。信仰的斗争变得遥不可及，谍战片的吸引力转向主人公们如何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游刃有余。《潜伏》被奉为职场生存宝典，揭示了此类影视作品在何处得到了观众的共鸣。而这个时代里唯一不被熟悉的东西——信仰，则被高高挂起，远得让人看不清楚，更无从分辨。

　　但谍战片仍然需要信仰，以使自己有别于《天黑请闭眼》或《杜拉拉升职记》。观众们不仅需要心跳加速，更需要泪流满面。看到余则成与李涯、李宁玉与顾晓梦、安明与欢颜在信仰的感召下奋斗和牺牲，我们隔着遥远的时代被他们所感动，因为这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力量，越中性而越高尚，越抽象而越景仰，越无所指而越无限。

　　在抽去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后，新一波的谍战作品试图树立一种当下人所召唤的信仰、更多可能性的信仰。也许，这就是多元化社会中讨好更多人所认可价值观的最好商业手段。

　　本报记者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