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等待这个世界了解你在做什么，世界也许会赶得上你，也许赶不上，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在不断地工作。——勒内·巴尔塞

　　填补你的“饭碗”

　　——一位编剧对想成为艺术家的人的演讲

　　演讲人:勒内·巴尔塞(Rene　Balcer)

　　演讲人简介: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电视制作人。他是电视剧《法律与秩序》和《法律与秩序:犯罪倾向》20年来的首席作者及幕后主创。《法律与秩序》是当前美国的热点节目，在150多个国家热播，也是美国电视史上播映时间最长的犯罪侦破类剧集，首播于1990年。《法律与秩序》剧中情节大多取材于真实案例，组成了纽约乃至于整个美国社会的众生相，非常受观众欢迎。勒内·巴尔塞具有文献记录者、记者、摄影师和编辑等多重身份，日前他应中央美院徐冰副院长之邀在该院做了一场讲座，阐述了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为生的同时又忠于真实自我的本质与理想等问题。

　　以艺术为生，忠于本质与理想

　　美国有一句谚语:“赚一百万很容易，如果你唯一要的就是赚一百万。”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完全不顾钱是如何赚来的，那么赚钱很容易。

　　我想今天大家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如何靠艺术为生，同时还能忠于真实自我的本质与理想，如何取得成功，又不出卖自己这个问题。

　　35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电影系学生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要做电视这一行。那时我钟情的是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写实派等电影，《阿尔巴尼亚之战》、《教父》、《愤怒的公牛》……我的理想是让我的艺术成为时代的见证。

　　大学时代，我写过小说、玩过摄影、电影、纪录片，研究过通讯理论，电影评论以及宣传等，这些经历使我学到了不少经验。

　　坦率地说，我在大学的时候，从不担心依靠写作和拍电影能否生存这个问题，并非因为我富有——我来自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文员，母亲是图书馆的管理员，我并不富有。但我的信念很单纯: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写作和拍电影的工作。另外，我想知道如何去找工作，更重要的是懂得怎样工作。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打工，在工地砌房子，在农场养鸡，在意大利餐馆做厨子，还卖过鞋，开过推土机，去过医院做工。所以，我一毕业就找到两份工作，一份是在晚上，替朋友剪辑一位诗人的纪录片，但这个工作没有收入，我想通过这个工作学一些东西；另一份工作在白天，替一本医学杂志写文章。

　　我的理想是，希望我的艺术成为时代的见证。在医学杂志社的工作使得我拥有记者的身份，有机会接触原本无法接触到的人、事、物。我也因此知道了医生和医药方面的秘密，看到了公众永远看不见、想象不到的事物，这些内容直到今天还出现在我编写的电视剧的故事里面。我想说，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以往的工作，都在帮助我逐步走向专业作家与制片人这个目标。

　　选择工作，我遵守两条规则:第一，工作必须给你的理想即艺术带来有用的知识；第二，工作要符合你选择做艺术家的理由，千万别忘记你为什么成为艺术家。你要忠于你的选择，即便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上面都要坚定不移。

　　“不”是一扇门，勇敢地推开它

　　大学里我上的最为重要的一课，并非来自教授、电影或者书本，而是来自一个负责给学生发放电影录像器材的人，那个人我今天还记得，叫做维克多。

　　每次大家问他要摄影机或扩音器的时候，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NO”，就是他永远的答复。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是学制片的人，常常被要求在某个期限内完成一部电影，演员、场地、工作人员都在等器材，如果我不能够按时交差，那门课便无法结课。因此，大学的4年我学到了如何应付这些“NO”。我发现维克多很在乎他的发型，又吝啬于花钱理发，于是我就让我的女朋友每个月为他理一次发，并把我看完的杂志送给他，又聆听他说他的孩子们的故事。我还给他讲笑话，从来不对他发脾气。这样一来，我什么时候需要器材便都不成问题了！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跟你说“NO”的“维克多”，因为我的维克多，我学会了如何绕过、钻过、爬过对你说“NO”的人，顺利地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作为作家、艺术家，障碍能够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这个所谓“NO”的障碍可能是你手上的素材，纸张，太小的画布，粘不上油彩的画面；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坏习惯，酗酒，风流；当然也可能是外界的限制，比如画廊老板不允许你在某一个建筑物面前拍戏……我想，应该欢迎这些障碍，因为它们都是有创意的难题，它们迫使我在陌生的环境里寻找解决的办法。

　　创作，是一条需要每天锻炼的肌肉

　　我希望我的工作是一个精心设计并按计划完成的旅程，可惜我没能具备那样的智慧，而真正的人生也不是在计划中行进的。我最幸运的一点恰恰是我没有一举成名！

　　大学毕业后，我花了12到14年的时间才站稳脚跟，才小有名气。在这十几年间，我唯一的计划是希望寻找到一件能够带来结果并且具有趣味的事情，让我一头栽进去。

　　在医学杂志社的工作收入足够我付我的账单，因为我对它一窍不通，这就强迫我每天不断地去学习和写作，又磨砺了我从事写作的意志。

　　无论写作、绘画还是制图，创作，都是需要每天锻炼的，就像肌肉的形成，不一天天地持之以恒地锻炼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位艺术家从事的是哪一门艺术，你必须每天都在做它，这样才可以锻炼你的脑子和精神从而到达你该到达的地方。

　　完成了一个项目、一部电影、一幅画之后，就应该马上开始下一项工作，而不是等待你的女朋友或者父母的赞扬。你不要等待这个世界了解你在做什么，世界也许会赶得上你，也许赶不上，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在不断地工作。

　　坚持与绝望，成就了我的电视之路

　　对于作家和电影制片人来说，加拿大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所以我一有机会去美国，便马上抓住不放。

　　1979年通过一位意大利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一名美国电影导演，他导演的作品就是今天所谓的独立影片、艺术片。1970年代的好莱坞大片也制作这一类的电影，这位导演在商业上运作不成功，但他品位极高。品位高，可是没有钱，我就自愿充当他的免费助手。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没有工作签证，头几年我活得像个逃犯，但从这位导演的身上，我学会了电影制作和编写剧本。他教我电影的同时，我就替他清理游泳池、替他遛狗、整理档案……不出几个月，我已经开始能替他写剧本了，而且还有制片厂愿意付酬劳给我。从此，我写了一本又一本，因为这个导演，我又认识了许多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我得到的是一个“浓缩式”的电影教育。

　　但是我给这位导演写的剧本，没有一本被拍成电影，因为时机不对。1980年代好莱坞不再欢迎小型电影，而开始偏爱大型昂贵的幻想剧。马丁·斯科赛斯失宠，斯皮尔伯格大行其道，好莱坞的电影越做越大，也越做越笨。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的这位导演朋友就到好莱坞以外的地方去找资金，希望找到资金拍我们想拍的那一类电影。这是一出荒诞离奇的“追钱记”，我们碰上了一箩筐的坏蛋和骗子。有一年圣诞前夕，我们去巴黎，在旅馆的套房里等待一个德国金融家，后来才发现，他是在逃的纳粹战犯，企图用我们的影片清洗过去的纳粹债券，把他们换成真正的金钱！

　　在那8年间，我一共写了14部电影，制片厂付钱给我，但电影却从来没有拍出来过。这样的经历，让我受尽了煎熬。其实从理念的形成到拍成电影，只需要两年就够了，但到1980年代末，这几乎要拖上10年。电影合同无限期地拖下去，令人失望。

　　就在那个时候，发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一次我把我的想法卖给一个大制片厂。正在等候律师们谈合同的时候，制片人问我要不要给电视写一个短剧——关于一所精神病院里的青少年患病者的故事。我从来不想给电视写剧本，可是那个题目挺吸引人的，所以我就答应了下来。这件事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律师们在谈判电影合同期间，我就把短片写出来了，结果也拍好了，还上了电视，有2000万人看着这部戏。这个电视剧很受欢迎，它说明了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真实并且感情真挚。

　　通过这件事，我被上了可贵的一课:如果要有观众看我的那类的作品，非电视莫属。

　　通过电视剧思考美国社会

　　制片方常常有很多要求，大电影要拍小，预算要少，工作时间要短，这些我都能接受妥协。就这样，一扇门打开了，我跨了进去。那是1989年，美国电视开始涉足好莱坞已经放弃了的社会故事。

　　电影和电视存在的一个重大区别，也是我走上电视编剧这条路的另一个助推力。电影导演是创造的主力，被称作“大师”，而编剧的地位却较低。好莱坞的人说，编剧不过处于导演和门房之间。电视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作家是创造的主力，编剧兼制片人，创立新剧的风格，从选择演员到剪辑都由他决定，导演要遵从编剧的意见。从我成功地撰写了那部电视剧以后，又过了几年，我就成了今天大家知道的这部《法律与秩序》的总管与主笔。

　　《法律与秩序》系列故事一般是以某个“罪行”开始。比如其中一部仔细观察美国自杀俱乐部现象的短片——年轻人在互联网上面相识，然后决定集体自杀。在这段故事里面，有人利用自杀俱乐部骗人入局，然后谋害他。在每个这样的故事里面，我通过“罪行”这个窗口去洞察美国社会的各方面，包括人的行为和心态、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甚至司法及伦理的性质。在刑事调查的过程中，我随着侦探们进入我的未知领域，也是公众的未知领域。所以我的这部电视剧，是在思考、解释、评论美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包括美国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就是文化本身

　　我觉得“流行文化”其实就是文化本身，无论文化是否有高雅与流行之分。我认为一些自命清高的人物创造了“流行文化”这个词，以便保护一些可能已经过时或者不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有真人演出的舞台就是一个例子。

　　自古以来，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到莫里哀，剧院和舞台剧一直是西方的流行文化。那时老百姓经常看戏，因为门票便宜，这种情况在美国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的早期。此后，人们便开始待在家里面看电视，剧院的观众越来越少，票价也只好越来越高。再到后来，只有高层人士才上剧院，作家们只好放弃舞台，投奔电视、电影。1979年，我与著名剧作家阿瑟·弥勒的一次会谈中，他抱怨美国舞台新的剧本都是一些没头没尾的轶事趣闻。他说得对，讲故事的人都离开了剧院，走向有更多观众的地方。目前美国剧院上演的不是一些五彩缤纷的大型歌舞剧，就是一些扭扭捏捏的小剧目。有一些人把这种发展归罪于商业，好像商业是一股邪恶的力量，其实艺术家历来都关心商业，不论那些商品利益是来自于教皇、帝王，还是富商。问题在于，身为艺术家的我们面对商业该有怎样的反应？某些艺术家，成名之后不断地画同样一幅画，这些艺术家其实是停止了成长，停止了学习……

　　网络在塑造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正在进行基本的全球性的变化。通过互联网建立社会网络，改变了的不仅是接受、发送、交换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对我们自己和世界的看法。这些变化在多方面影响着艺术家，最为明显的是艺术家能够直接接触观众，显示及销售他的作品，更好地控制他个人及作品对外的形象。而没有那么容易看得清楚的，是如何利用网络作为媒介艺术，或者这些网络及互联网本身会不会变成一个新形式的艺术呢？像音乐，电影，或者电视一样，变成流行文化的新因素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在《法律与秩序》的一个故事中，一个女罪犯和侦探的关系很复杂，几个回合之后该给故事做结尾，她是死亡还是活下去，让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我拍了她逃跑和被杀两个结局，播映的那一天，半个国家的人看一个结局，另外一半人则看另外一个结局，我们请所有的观众上网去表决，网上表决的结果是让她活。我想，即便大多数的观众并不喜欢那个人物，但他们还是选择让她活，这等于是对虚拟的死刑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电视加上互联网，这是网络作为媒介艺术的一次有意思的试验。

　　我的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探索

　　在美国，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金钱，如果你的电视节目、制片厂和电台赚了大钱，有很多的观众，就有很多人会支持你。

　　比方说，3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有关美国政府和酷刑的故事，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鼓吹起诉布什政府官员，告他们犯下战争罪行等等。电台执行当局看到我的剧本之后，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弄清楚事实的准确性。这种工作安排给了我很多自由去探索我喜欢的题目。我经常利用戏里的人物向权利讲真理，比如在下一个视频剪辑里，我的英雄，一位律师想说服一位有权的政治家，这位年轻的政治家过去做过一件好事，有了权势之后则开始了腐败。这位律师设法唤醒他善良的一面，去做正确的事，律师对这位政治家讲到他多么担心贪污引起的各种可怕的后果，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担心。我的故事就是这样，往往围绕着道德的冲突，在不同的问题上给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不受欢迎甚至互相矛盾的立场，探讨他们如何按照那些立场去行使自己的权利，造成推动故事发展的各种戏剧性的冲突，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

　　我通过我的工作与社会挂钩，这种互动本身充满着活力，滋养着我的激情。

　　我想起一位无名画家跟我讲，“我在创造艺术，艺术也在创造我”。确实，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就是要有来有往的，你塑造自己的艺术，你的艺术回头来塑造你，你推他，他拉你，这样一来，艺术既然会塑造和改变艺术家，艺术家就不得不很认真三思而后行，决定要做怎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要诚实，真挚，从杂乱无章中寻求意义，说出和阐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艺术家和演员所做的一切将成为后代沿用的集体记录的重要部分。为了我们的后代，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一定要捍卫这些记忆，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时代的见证人。

　　(感谢徐冰先生的惠寄，本文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