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1日电 题：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引发心与心的情感交流？

　　——专访首届兰花奖获奖者、英国籍翻译家大卫·弗格森

　　作者 黄钰钦 曾玥

　　9月8日，首届兰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英国籍翻译家、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国际传播专家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荣获“杰出成就奖”。

　　在华从事英文编译工作15年，大卫·弗格森视自己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员。他如何看待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变化？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引发心与心的情感交流？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面对的被“污名化”问题？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大卫·弗格森，就如何让外国读者读懂中国展开问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华从事英文编译工作15年，您如何看待这一工作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作用？

　　大卫·弗格森：去年是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我和其他几名外国专家一起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信。习近平主席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强调了翻译的历史作用，他谈到了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也谈到了翻译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还谈到了翻译在当代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超的翻译技巧。

　　如今，中国大部分国际传播都是通过英语进行。要向外国读者讲述中国故事，让精通语言和了解文化的人参与其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我看来，中国拥有一大批学习和从事外语工作的优秀人才。我们应将其视为可以积极利用的资源，真正将翻译作为具有创造性的资源对待，而不是充当简单机械的信息翻译工具，被动翻译别人创造的信息。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懂语言、懂文化的中国译者投入到内容创作之中。

　　中新社记者：您走访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也撰写了许多书籍，比如《南通故事》《发现苏州》《从贫困到富饶：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等。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这些书是如何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

　　大卫·弗格森：我很享受写作给我带来的旅行机会，让我看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受外文出版社邀请写一本关于南通的书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南通的人口规模远高于我的家乡苏格兰，令我倍感震撼。接下来我写了一本关于苏州的书，苏州新旧交融、令人神往，既有保存完好的古城，也有高科技园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典范之一。

　　2020年底，我受邀到甘肃参加扶贫论坛，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亲眼看到扶贫工作在农村的实践。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脱贫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在村里建立的电子商务企业，使村民们能够与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对话，这改变了许多村庄的经济前景。我产生了为甘肃做点什么的想法，《从贫困到富饶：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一书由此产生，它详细介绍了甘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的书并不是某个城市或地区的综合性书籍，它们更像是一个缩影，从不同视角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生活、商业、经济、环境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正试图向全世界受众“推销”自己的大国。因此，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时，需要将世界看作一个大市场，中国则是向市场销售产品的大公司之一。大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审视市场，针对市场中的不同群体制定产品。中国也需要研究受众，将其分解成不同部分，有的关心经济、有的关心环境、有的关心文化。我的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但我认为这就是需要走的路。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由此造成了一些普通西方受众对中国的误解。您如何看待这种误解？面对这种“污名化”，您的工作是否发生变化？

　　大卫·弗格森：“误解”(misunderstanding)是一件理性的事情，因为“误解”是信息匮乏或信息出入造成的，“误解”是可以通过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来弥补的。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不是信息匮乏或信息出入造成的“误解”，“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一种更为准确的定义。

　　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中国的错误，这是一种蓄意策划、故意制造的敌意。因此，中国试图通过诉诸理性的话语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行不通的，中国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

　　在我每次写关于中国的书时，我总是会先挑出西方批评的某些方面。例如，在写甘肃脱贫的故事前，我发现西方总是批评中国虚构数字，于是我在书中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在我写《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的时候，我谈到了富士康公司遭受的批评。可以说，每当我写作时，我总是试图抓住西方批评的一个特定领域，并直接回答它。

　　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西方采用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对抗性话语，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话语并不具有攻击性和对抗性。此外，国际话语是通过英语运作的，英语对中国来说是一门外语，对于一些最直接批评中国的国家来说则是母语。因此，像我这样拥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应该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我愿意为中国辩护。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引发心与心的情感交流？对外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注意哪些误区？

　　大卫·弗格森：中国对外表达需要减少对正式政治话语的过度依赖，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是在情感层面上与人进行交往的方式，而这也正是应对西方国家制造敌意的方法所在。

　　转移批评、只讲好的故事，这是错误的讲故事方式。我认为现在中国媒体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好讲述一个全面的故事。这就需要把中国当成一个动态的“视频”，而不是当作一张静态的“照片”。在“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取得的成就、将计划处理的事情，这是正确的方法。西方媒体则倾向于从“视频”中截取一帧，然后开始看图说话，挑毛病、找缺点。

　　中新社记者：自2006年来到中国至今，您目睹了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以及各层面的巨变。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这些变化？

　　大卫·弗格森：我从2008年4月底开始在中国网担任记者和编辑，仅仅两周后，汶川就发生了地震。我接到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前往四川报道灾后情况，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经历，但我也看到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事情。

　　地震发生后，我和同事们前往设在体育场内的受灾群众安置点采访。渐渐地，一群孩子开始跟着我这个外国人一起玩耍。有一张照片非常有意思，那是我和孩子们的合影，背景是一群成年人。人们刚刚经历完一场大地震，但在那张照片里，每个人都在微笑。对我来说，这是中国人坚韧不拔精神的生动诠释。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中国的很多变化，基础建设方面的变化最为突出。高速铁路网从无到有，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看来，基础设施建设是脱贫的首要条件，需要能够将人员、产品和信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所看到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环境改善。15年前我来到北京时，雾霾问题非常严重，后来有了明显改观。我写了一本名为《生态北京：绿韵新城》的书，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为建设更美好、更绿色的北京推进的多项工作。

　　我认为最能概括以上变化的是面貌的变化。我真心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们在追溯过去时可以说“我比我的父母生活得更好”，在展望未来时可以说“我知道我的孩子会比我生活得更好”的国家。这创造了一种积极的信念、期望和前景，这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变化。

　　中新社记者：您荣获首届兰花奖的“杰出成就奖”，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未来您有什么工作计划？

　　大卫·弗格森：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个颇具声望的奖项，我会努力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积极力量。今后，我的主要任务仍将是编辑中国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我在给中国的大学生们讲课时，经常谈到多支柱传播策略的重要性。正式政治话语显然是重要的支柱，但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支柱，例如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社交媒体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是软实力。

　　好的故事并不是宣传。我认为中国提高讲故事能力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电影讲故事，这也是中国很擅长的一件事。当通过电影讲述故事时，信息不会被政客和外国媒体过滤，并可以直接与受众对话。我希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说服一些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把我在中国采集到的真实故事拍成电影。(完)

　　受访者简介：

　　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英国籍翻译家、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国际传播专家。十多年来，弗格森参与大量国家领导人著作、政府白皮书和中国主题图书的译文改稿工作，由他担任主要改稿人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英文版被誉为“信达雅”的最新典范。弗格森积极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描绘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他撰写的《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水韵江苏》《生态北京：绿韵新城》等多部作品广受国际读者喜爱。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