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郑永年:为什么说中国的开放是对APEC成员最好的“公共产品”?
中新社广州11月16日电 题:为什么说中国的开放是对APEC成员最好的“公共产品”?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
中新社记者 王坚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2026年APEC“中国年”将“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开放”居首。APEC区域平均关税持续下降的同时,非关税壁垒却在增加,开放的阻碍正从边境关税转移到境内规则、标准与互信层面。
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探讨中国的开放为什么是APEC成员的“公共产品”,并以深圳“开源”经验为例,剖析中国经验对亚太经济体的参照价值与适用边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本次APEC将“开放”列为三大优先领域之首。在保护主义抬头、供应链区域化的背景下,为什么优先强调开放,而不是创新或合作?
郑永年:开放是创新、合作得以成立的基础。只有开放,生产要素才能流动起来,流动后就会有发展。开放一旦退缩,创新就会失去要素流动的“氧气”,合作也会失去立足根基。
当前的亚太乃至全球,逆全球化态势凸显,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根源在于内部社会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等深层矛盾。面对这种结构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矛盾。唯有坚持开放,以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保障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才能持续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新社记者:不少西方舆论习惯用地缘政治视角解读亚太合作,对APEC、亚太共同体存在诸多误读。相较于西方一些地缘概念,APEC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中国主办APEC、全球产业链承压的当下,这次对话有何现实意义?
郑永年:APEC的核心,是根植于经贸务实合作,给各成员提供一个可以坐下来协商合作方向的平台,这和偏重地缘博弈的所谓“印太”概念有本质区别。
APEC基于共识和讨论,区别于“强加规则给他国”的“霸权主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制”,它通过每年数百场会议,让各方充分讨论和表达利益。APEC还设有工商咨询理事会,鼓励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广泛参与,共同推动务实合作。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承压,中国作为东道主所推动的APEC对话,正是各方协调合作路径、凝聚发展共识的关键契机,对稳定国际经济走势意义重大。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本身就是面向APEC成员提供的优质国际公共产品,应当如何理解这个判断?
郑永年:这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长期以来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今持续以自主开放推动区域合作。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对比走“闭源”“精英路线”的国家,中国走的是“开源”“大众路线”,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推进制度型开放,不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这也契合公共产品“非排他性”的核心内涵。持续扩大开放本身,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最好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APEC会议第三次在中国举行,对比此前两次,2026APEC“中国年”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定位有什么变化?当前中国所推行的“高水平开放”,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郑永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APEC这个平台产生的背景来看,那便是全球化进程。在这一点上,二十国集团(G20)也是一样的。2001年和2014年时全球化处于高峰期,而当前国际环境面临多重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APEC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今中国继续以自身力量推进全球化,角色定位从参与全球化转向在多重危机中推动解决方案。
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包容性、不针对第三国的真正多边主义;二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层面的制度型开放,从过去单纯的规则接受者,提升成为新规则制定者;三是自主的单边开放。

中新社记者:本次APEC核心活动落地深圳,如果对照这套高水平开放的三层框架,您怎么看深圳发展背后的开放逻辑?深圳又可以怎样依托这条路径参与APEC合作?
郑永年:深圳故事就是中国的开放故事。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深圳的实践直观印证了开放与产业能力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深圳从边陲小渔村成长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历程,就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缩影。
依托APEC平台,深圳可以从三个方向发力:第一,在包容性多边主义层面,可整合其庞大的民间工商组织网络,搭建与APEC成员工商界交流合作的共商平台;同时,推动深圳智库与APEC成员智库形成网络合作,研讨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第二,在制度型开放层面,应主动对接高标准规则规制,提升深圳产品质量、塑造深圳品牌,为中国出海企业提供高标准的规则规制。第三,在单边开放层面,可先行先试,主动对标CPTPP、DEPA等国际经贸规则,营造足够开放的营商环境等。
中新社记者:您为什么把深圳的发展路径概括为“开源”式现代化?放在APEC合作框架下,深圳经验可以怎样赋能亚太其他经济体?
郑永年:“开源”的核心是,深圳的现代化从来不是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而是一套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示范性的现代化范本。这种发展模式强调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允许其他国家参考和修改中国经验以适应自身国情。
深圳可以从三方面赋能APEC各经济体:一是讲好自身发展故事,展现从小渔村到国际化都市的开放发展历程;二是总结高水平开放实践经验,在数字贸易、绿色发展、跨境研发等领域探索制度型开放,形成可供APEC成员借鉴、复制推广的经验;三是以深圳实践为例,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径,为亚太经济体提供了发展道路的新选择。

中新社记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往往伴随成本分担难题。就开放这类区域公共产品而言,中国在持续供给的过程中会面临怎样的现实处境?我们该如何看待“搭便车”现象,推动APEC各方共同维护开放的合作环境?
郑永年: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大国因从全球化中获益更多而应承担主要责任,小国受能力限制,客观上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中国本身是在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开放成就了当代中国,过去数十年,中国也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中国坚持开放的决心十分坚定。
中国应继续倡导共建共享和多边主义,如与欧洲合作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机制,并继续坚持有用的规则;对于新规则,中国主张实事求是地制定,不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他国,而是通过APEC会议等多边会谈,以包容和开放讨论的方式形成。(完)
受访者简介:

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学术期刊《亚洲政治经济评论》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影响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专著10余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2024年至2026年连续三年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爱思唯尔发布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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