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入园难须树儿童福利观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进入7月以来，这一现象已成社会热点问题。“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幼儿教育普遍存在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等问题。在北京，优质幼教资源成权力部门福利，同时大量黑幼儿园涌现。(7月26日《新京报》)

　　到底难到何种程度，我们通过数字来想像：1992年全国有幼儿园17.25万所，到2002年只剩下11.18万所，锐减35.3%，而与此同时，我们迎来了每隔25年一次的新生儿高峰。以北京市为例，1990年共有托幼机构4793所，到2009年只剩下1266所，能提供的学位数约为24.8万人，但2007年至2009年，北京新生儿有41.575万人，将从今年开始陆续入园，幼儿园学位缺口高达17万。

　　这样的数字，足以能够让我们想像出幼儿园入园之难，也可以理解不久前北京昌平区某幼儿园门前，一百多名家长搬来帐篷、行军床、躺椅板凳，排队煎熬九天八夜为孩子求一个入园名额却依然不能如愿；更不必惊讶于北京城郊那分散于简陋民房中的1229家未注册的黑幼儿园，竟然门庭若市。事实上，这是全国范围内入园难的一个特写，只不过北京以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和非户籍新生儿数量，将这一矛盾作了现实版的放大。

　　此情此景，矛盾在所难免，坊间诘问和体制性反思接踵而来。但是，乱象频仍兼有错综复杂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冀望于“点”的改革来推动整体面的根本改善和进步。而且，“嗷嗷待哺”的孩子们也没有时间，去等待一个又一个坊间诘问被官方回应进而进入漫长的改良过程。在我看来，诸多艰辛的乱象和坊间不堪忍受的诘问，都深切关涉到我们一直缺失的一个权利理念———儿童福利。

　　根本上，儿童幼教是一项符合国际惯例的民生福利，譬如美日法德等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支持学前教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指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在幼教上，公约指出政府“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就业父母的子女有权享受他们有资格得到的托儿服务和设施”。整体上，就是在一套普遍商定的准则和义务下，在追求公正、彼此尊重以及和平的社会过程中，将儿童放在中心位置。基于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儿童的社会福利超越了成人的社会福利，涵盖了营养、衣着、住房、教育等多个方面。

　　市场化的托幼体制催生出大量的社会办园，方向到底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在我们羸弱的社会慈善语境下，儿童福利不可能在民办园内实现，是不争的事实；政府投入不足无须多论，但即使加大投入，在缺失儿童普遍福利观念的前提下，财政投资有轻有重，依然不可避免优质资源“特权化”。事实上，目前无论拥有财政资源的公办园，还是自负盈亏的民办园，都要求家长交付昂贵的赞助费，已经表露出我们几乎没有儿童福利观念。

　　所以，政府加大投入是一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儿童福利的社会观念应该萌芽和起步。只有站在福利观念上，我们才有可能通过政策制度和体制设计，来确立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与非竞争性。(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