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亲身见证的一幕记忆犹新。
庭审中，主审法官王健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是不是学术造假，究竟该由哪个权威部门裁定？
王健的提问迟迟无人应答。
尽管科研单位都有自己的调查机构，但其在学术打假中出具的报告大多广受诟病，最终被认定为庇护开脱的也不在少数。是否该成立一个更为超脱、令人信服的第三方学术打假独立调查机构呢？
昨天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这一话题成为热议焦点。
中国工程院一位资深人士认为，呼唤多年的第三方学术打假独立调查机构开始面临新的历史契机。
造假诱因：是逼良为娼还是处理太轻？
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钟伟民把科学家造假分成两种：一种是病态，一种是“逼良为娼”。
在跟许多中国学者交流后，钟伟民感触颇深，“天天搞评估，弄得学者没办法了，才去造假。”他说，只有完善科研评价体制，才能避免“逼良为娼”。
我国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评奖，都与发表论文的数量直接挂钩。
“一篇文章要拆成三篇写，有科研人员就跟我说，是评价体系逼出的学术不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对钟伟民的观点表示赞成。
钟伟民给出一个观点：“大师是培养出来的，而不是逼出来的，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个让人才施展其无限潜能的环境。”
在现场，一位女听众，手拿讲稿，神情激动地呼应，“我们现在脚步太快，到了应该等等灵魂的时候。”
也有专家认为，诱惑太大、处理太轻是学术造假频发的主因。
“科研诚信的问题高发，是因为学术不端行为在我国还处在低风险、高回报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局副局长陈越认为，我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到位。
陈越披露，在过去10年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立案调查学术不端案件204件，呈逐年增加趋势，因学术不端受到处罚的共有318人次，隶属单位主要在高校。
陈越用两个真实案例来对比中外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方式。
有人举报某大学朴教授获得基金项目的申请书涉嫌抄袭。基金委专家调查后意见高度一致，认为是朴教授的申请书明显抄袭了他人的博士论文。
可是，朴教授所在学校学风办公室认为，申请书不存在抄袭，只是没有列出参考文献，属于学术不规范。
基金委最终只能止步于自己的管辖，“撤销该项目，返还已下发基金，取消该教授5年的申请资格，并且通报批评”。但对事件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则难以追究相关责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Giessen大学在查实一起博士毕业论文数据造假后，撤销了该生博士学位，要求退还博士期间奖学金；其导师退还3年科研经费20万元，并提前3年退休；其指导教师离开学校；参加其博士论文答辩的3位教授受到严厉批评和处分；该大学校长一年后辞职。
“什么是零容忍，零容忍什么？”对于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呼吁的“零容忍”，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沈岩自问自答，“造假、篡改、无中生有，这些学术不端行为用整个科学界的巨大成本，来满足个人的蝇头小利，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沈岩说，对于这样的行为，“就应该人人共诛之，天下共讨之。”
学术打假：呼唤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
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局副局长陈越回顾了一幕学术打假中的荒诞剧。
有举报反映某大学文章一稿两投，基金委请来3位专家从基本内容、插图、图标、公式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两篇文章重复性非常高。
然而，对于基金委“是否存在一稿两投”的质询，该校学风建设委员会的调查称两篇论文有很多不同，并一一列举不同之处。
最后该校得出调查结论为，“两篇论文有一稿两投的嫌疑，但是不能简单认定为真正的一稿两投。”
“一稿两投有真正的还有不真正的吗？”这样的滑稽逻辑让陈越困惑不已，“让他们说一句实话(就一稿两投)，怎么就这么难呢？”
“各家孩子各家宝，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委屈，自然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位与会专家如此解疑。
美国经验为此提供了镜鉴。
在美国学术界，John E.Dahlberg所在的机构让很多人“害怕”。
这位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调查监督部主任介绍了美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罚程序。
据介绍，经过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调查，存在严重不端行为的将被取消受资助资格。学校、研究基金会、企业要想获得资助，都必须做出保证：按照联邦政府的法规处理相关学术不端行为，提出合理的处理方案，否则办公室将向政府进行汇报，该研究机构会被撤销资金，此后整个科研机构也将难获资助。
“问题是少数科学家的行为让公众对科学的看法改变，处理这些不诚信的科学家，让大家了解到这样做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就是要发出这样的信息。”John E.Dahlberg说。
John E.Dahlberg称，美国也曾一度为是否该公开处罚决定犹疑，但几年前，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最终下定决心公布所有的处罚决定，“被处罚者的名誉将永远和学术不端联系在一起。”
“都有自己的调查机构，但单位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是否该有更为超脱的调查机构，独立的、第三方的呢。”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对第三方调查机构提出期待。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接触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在他看来：“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在网上举报，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利益相关方的调查。”
龚克说，在调查过程中，也会听到各种说法，打击了谁，包庇了谁，甚至为此面对很多指责。
这位来自高校的领导者呼吁，“如果能有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的介入可能更好。”本报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