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教育往事，都深埋着一些关于学校的故事。在举国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笔记版开设“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化专题报道·校园文化符号”栏目，通过一位位曾经的受教育者之笔，讲述60年来不同时期发生的关于书包、校舍、毕业照等校园文化符号的故事，这些故事如同一个个小水滴，折射出了60年来教育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辉发展历程。

　  小儿郎的木匣子

　　上世纪 50 年代，木匣子是我忠实的伙伴，伴我度过了村小美好的时光。每当看到它，童年趣事就会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身心便被巨大的幸福轻轻托起。

　　1952年春季开学，一大早，父亲背着祖母留下来的嫁妆——一张破旧的抽屉(旧时课桌)，我扛着一条大板凳，一同来到家门口附近的村小。父亲将我交给了老师，从此，我由“放牛娃”升格为学生了。

　　那时的我们没有书包，类似书包的学习工具，大多就是盒子了。有薄木板钉的，有竹片编的，还有纸糊的，各种款式，全是自力更生的产物。即使过得好的人家，也只有一个用旧棉布缝成的口袋充当书包。我家离学校近，往返途中，我要么把书抱在身前，要么夹在腋下。好在当时只有语文、算术两个课本，加上一沓习字用的“影本”，一支毛笔，一方砚台，再也没有别的学习用品了。

　　我的小学启蒙老师是本地人，虽然只是高小毕业，那时也算是文化人了，论辈分还是我们不少学生的长辈，所以，对待我们特别严厉。当时的师生关系，就像猫和老鼠一样。记得第一次领到新书后，我高兴得不得了，用粗壳纸包了又包，生怕弄脏或损坏。然而，尽管惜书如命，但也难免有染墨和卷角的时候，这时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威慑之下，我总是希望有一个装书的东西。于是，我决定自力更生，做一个书包。

　　这天是星期天，我到小卖铺讨了半个装纸烟的箱子，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然后用糨糊粘紧，周围贴上一层厚纸，再把期末考试获得的奖品——老师用红淀水画的一朵菊花贴到正面，两头钻个眼，穿上带子，我的第一个书包就这样诞生了。我把它挎在肩膀上，感觉就像全世界都在向我招手。但好景不长，没用多久，它就被迫“下岗”了。

　　我对书包的渴望和珍惜触动了父亲的爱子之心，他忍痛把祖母装首饰的木匣子，给我当了“书包”。匣子精致美观，做工精细，匣盖安有暗栓，不仅安全，功能也和现在的书包一样，纸墨笔砚全都能装下，还可以装上石子、陀螺等玩具。

　　这个木匣子“书包”，看起来很笨重，但其精致的外观和暗藏的机关，还是招来了同学们的好奇、羡慕和嫉妒，特别是年纪比我大的同学。

　　有一次，我早早地来到学校，把“书包”放在课桌上后，就去操场练习打腰鼓。当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我匆匆回到教室，打开匣盖时，一条两尺长像蛇一样的东西扑入了眼帘。接着，它就爬到了我手上，滑滑的，冰冰的，然后掉在脚背上溜走了。顿时，我被吓得连连倒退，不知所措，手一软，整个匣子掉在了地上，呯地一声，最钟爱的一方小砚台被摔成了两半儿。我还没回过神儿来，坐在后排的同学一声偷笑，立刻就引起了哄堂大笑。后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大黄鳝。这件事之后，我在匣子的两端，钻上眼，穿上带子，平常到哪儿总是挎在肩上，不离不弃。

　　说来好笑，这场虚惊倒也让我因祸得福了，从此以后，我的“书包”也算有了名气。记得每次郊游，老师总会同我商量，用我的“书包”装连环画册，带到野外阅读，以免途中损坏。当然，学校新到了图书，我也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在学校优先阅读，有时还可以带回家看。学校建少先队时，全校同学到20里开外的双鹤观小学参加宣誓，老师也用我的“书包”装着大家的“誓词”带在身上。

　　简易而笨重的“书包”，曾经带给我很多方便和快乐，但也无情地作弄过我。记得读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给农民伯伯的一封信》，由于我的毛笔字还勉强过得去，老师要我用毛笔抄写后贴出去。中午，老师将修改好的草稿交给我，我顺手放在匣子里面。吃过午饭后，正准备抄写，打开匣子却发现草稿不翼而飞了，我急得快要哭了，正准备拿木匣子出气，结果翻开匣盖一看，草稿不知怎地竟粘在翻面上了，我这才松了口气儿。

　　光阴荏苒，流年如水。转眼间我已迈入古稀之年，轮到照顾孙子上学了。小时候的学习用具大多遗失，但那个给过我欢乐和烦恼的“书包”，却珍藏至今。每当看到那个不起眼的木匣子，童年的趣事就会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身心便被巨大的幸福轻轻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