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岱在教育部工作20多年了。今年年初，他在部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部门——扫盲处，悄然消失了。

　　有人问曾任扫盲处处长的王岱，是不是国家不重视扫盲工作了？王岱笑答：“这证明我们的文盲快扫完了啊。”

　　1949年，全国有3.2亿名文盲，占人口总数的80%。王岱还记得家里的长辈说，以前，老家村里的人多是文盲，不会写信，出去打工就在出门前请人把信封和信都写好。每到一个地方就寄回一封信，给家里报个平安。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将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毛泽东亲自到会，会议明确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

　　在扫盲工作最受重视的年代，国家扫盲委员会为部级建制，后改为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赫赫有名——副总理陈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尝试过各种办法扫盲。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成立合作社的时候，需要记工分，可是农民连一二三四五六都不会写。团支部办了一个记工员学习班。两个多月，让100多个青壮年每人学会了200多个字。毛主席写了长达800多字的批语表扬。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1966年之前，全国共扫除文盲1.0272亿人。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扫盲工作的任务依然很繁重。数据显示，1982年的文盲数为2.35亿。当时，农民进城打工的潮流正在兴起，“不识字”成为进城的一大障碍。王岱去湘西调研，听到一个“文盲变流氓”的故事：一个不识字的农村男青年，上厕所分不清楚男女，进了女厕所，被人骂作“流氓”。

　　王岱说，当时到农村去检查扫盲成果常用的一种方式是，随手拿过一张报纸，找篇文章找个词让农民解释并造句。

　　到 1990年，全国还有1.82亿名文盲，占人口总数的22.2%。不过，此时扫盲工作的任务有了新变化。很多不识字的温州人，要到海外去做生意。当时，电信远没有现在发达，信件依然是与家人联系的主要方式。为此，当地不少乡镇在举办正常的扫盲班的同时，又办起了外语扫盲班。

　　当地干部对王岱笑称：与其叫“外语扫盲班”，还不如叫“护照培训班”。不少外出打工的温州人，读完这个班依然认不全26个英文字母，他们要学的就是认识护照上的那几个单词，尤其是学会“CHINA”(中国)，还有，在国外写信的时候能把信封上的地址写清楚。

　　2000年，中国宣布：已经实现了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全国成人文盲率降至9.08%，青壮年文盲率降至4%以下。我国终于摘掉了世界头号“文盲大国”的帽子。

　　此前一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主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系列公益广告。当河南省唐河县农民教师马景武带着自己的“识字歌”与张艺谋、袁隆平、张海迪等名人一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这位50年代众人熟知的扫盲模范，着实把当代的年轻人“雷”倒了：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是谁啊？

　　识字不再是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了。王岱去云南搞调研，碰上这样的事情：当地农民看给庄稼打虫子的农药很好用，家里的猪生了虫子，就给猪也喂这种药，结果把猪吃死了。他在山东调研时，当地正在开办一个果树栽培的夜校扫盲班，教室内外站满了人，满场闪动的是农民迫切渴求技术知识的目光。

　　教育部门逐渐完成了识字扫盲的任务。现在扫盲课堂上讲的，是“怎样使用抽水马桶”、“怎样使用洗衣机”、“交通规则”等城市生活常识，讲如何谋得一技之长等。

　　“司法扫盲”、“卫生扫盲”等各种各样的新式扫盲活动，正在向农村渗透。王岱说，目前虽然扫盲处没了，但共有12个部委分别承担了这类“行业扫盲”的任务。本报记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