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难出”不仅与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的恶性循环有直接关系，也与缺乏人才生长的土壤和机制有关——

　　-本报记者 赵晓展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去年去世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在病榻上多次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这样的问题：“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对于破解这个教育的“世纪之问”，人们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历时一年半、数十次易稿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上。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钱学森之问”也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深思，如何破解这个教育之惑，人们期盼着能看到更多的信心与希望。

　　教育差的只是钱吗？

　　今天本报5版讨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4%的目标17年没有实现。很多人因此将“难出人才”的原因，首先归结于“差钱”。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语出惊人，称自己“就像丐帮主，得到处找钱”。

　　顾秉林表示，国家对清华、北大的投入的确比其他大学多，但这笔投入只占他们总费用的20%。他算了一笔账，国家每年投入大约10亿元，占清华大学总经费20%；教授们申请各种科研经费，占40%；剩下的就是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社会捐款等项目。

　　那么，“人才难出”与教育投入不足有关系吗？

　　对此，有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因为没有建立合适的教育拨款体系和透明的学校财务管理体系，教育拨款和用钱都缺乏监督、约束机制，由此造成“要钱花”、“讨钱花”和“乱收费”、“乱花钱”并存，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形成恶性循环。“我国的教育经费，一方面固然长期存在着‘投入不足’、‘严重匮乏’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有限的教育经费使用结构不合理、效益不高、浪费严重的弊端。”

　　代表委员们的担心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去年年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示：近半数高校在2006~2008年3年间呈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仅有29所高校呈现出“产出大于投入”的较高效益。

　　人才成长的土壤在哪里？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兼湖北省主委周洪宇，在他参加的每次人代会上，都会因教育方面的议案、建议而引人注目。

　　在他看来，“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问。“现在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对人才的理解、我们的人才观都有不科学的一面。”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周洪宇代表也直言不科学，存在着很多问题：“完全靠教育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教育主要是给人才的成长打下一定的基础。教育首先是一种育人的活动，是为了形成健全的人格，是基本知识的形成，是创新意识的形成，但是他的创新能力以及后来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只有学校教育这一个过程，所以‘钱学森之问’与其说是对教育之问，不如说是对人才成长的规律之问。”

　　那么适合人才生长的土壤和机制到底在哪里？

　　对此，周洪宇代表表示，应该说，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把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作为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人才的培养要靠多种途径来实现，人才的成长也不仅仅只是学校一个途径，不仅仅是在学校阶段来完成的，它也与人才的自身条件、后来的经历以及各种机遇有密切的关系。”

　　对此，有全国人大代表直言，钱学森先生生前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发人深省，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的说法更加形象：中国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新的“两弹一星”，“两弹”就是“科技体制创新”和“教育体制创新”，“一星”就是“人才”。

　　倡导“教育家办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勇于创新，鼓励试验，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而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探求“去行政化”之路。

　　此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近年来，温总理曾在多个场合提出‘教育家办学’。”周洪宇代表说，这其实就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积极回应。

　　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看来，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说，一个学校按官阶分级别，如大学部级、厅级、副厅级，带来的问题是按照官本位来管理学校，官本位意识强了，很多人才不能静下心来治学，必然淡化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中国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官本位’的文化和意识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杰出教育家的出现和成长。”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说，还有一些大学校长随着行政职务的升迁，其学术职称越来越高，原因就在于是以行政权力谋求学术权力，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从大学角度来说，一些有历史的大学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模式。在不受行政干扰的条件下，把各自的特色做得更好，才能够在自主办学的体系下充分发挥特色。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教育形成一个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氛围，而高校也能够回归它本来的发展规律，这样不但可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在整个教育界也将出现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和生态环境。”王树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