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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英语四六级考试、公务员考试……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作弊市场到底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巨大的需求市场是推动作弊产业化发展的强劲动力。而惊人的高额利润则是作弊产业规模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的直接原因。

　　以高考为例，它不仅是一次考试，更是社会结构中较低的阶层向较高阶层提升的重要方式。能否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意味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是否获得走向社会中上层的“入场券”。

　　与这一巨大的收益相比，为获得这一“入场券”而支付的一两万元作弊成本(按松原案中27套作弊器材44万元计算，平均每套1.6万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再从供给方看，作弊器材本身的制作成本很低，像作弊用的耳机，成本不过几十元钱；找几个研究生或老师作出考试的正确答案，花个几万元或许更少的钱也就搞定了。相对于需求者所可以承受的心理价位，作弊产业惊人的利润空间产生了。

　　相较于作弊产业的迅猛发展，监管措施却显得有些被动和不足。尽管年年都可以看到某地查处作弊案件的成果，但在海平面以下，巨大的“助考冰山”成长的速度却远高于海面之上被发现的那一角。

　　回过头来看，要铲除作弊产业，就必须要铲除其赖以存在的根基——需求市场，而要使需求市场不存在，要么使作弊的成本相对于收益而言大大增加(例如加大监管、处罚力度，使作弊的风险成本增加)，要么降低某类考试所对应的收益或切断考试与对应收益之间的联系。

　　说到底，考试作弊之所以能够产业化、教育之所以被异化为一种可以计算成本与收益的投资方式，与社会所能提供的阶层迁移通道过于狭窄和单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