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刚满20岁的上海女孩在家中割断煤气软管自杀身亡。此前，她曾多次在自己的QQ空间日记里说，由于计算机考试没通过，拿不到毕业证影响就业，压力非常大，甚至提到过要自杀。惨剧发生以后，女孩的母校——上海科技管理学校忙不迭地回应说，学校并没有将毕业证与计算机等级考试挂钩，女孩之所以没有拿到毕业证，是因为其他原因。校方还为此事“深感痛心”，表示“今后要加强学生的心理教育。”(《东方早报》9月2日)

　　这使我联想到一个多星期前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解读《规定》时指出：“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力。”此消息发布后，招来了铺天盖地的议论。

　　教师批评学生竟然需要被教育部特别授权，这听起来的确匪夷所思，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眼下要对学生进行批评多么不容易！这也再次揭示了双重扭曲的教育现状：一方面，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孩子们看似越来越有主见，可稍有不顺就离家出走、跳楼自杀却又显示他们的神经已脆弱到了何种地步！当应试教育的繁重课程摧残着孩子们身体健康的同时，经过多年发酵逐渐流行起来的错误的舆论氛围，也在摧残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我家附近有一所中学，每年到了高考那几天，整个社区就不得安宁——马路边停满了接送考生的私家车，使得过往车辆严重拥堵；大批警察站在校门口维持秩序，不仅沿途车辆不得鸣喇叭，就连小商小贩也不得小心翼翼压低了吆喝声……

　　将心比心，谁都理解中国人这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情结。但我时常忍不住思忖：假如没有父母接送就会连考场都找不到的话，假如大街上零星的汽车喇叭声就会让考生大失水准的话，我们大概很难指望这些已近成年的孩子们能成什么大器，未来等待着他们的社会可不是这么一片宁静安详、一团和气的考场。当年的西南联大在敌机盘旋轰鸣声中，照样培养出那么多大师巨匠，这种传奇故事今后恐怕连想象一下都不可能了。

　　我虽然同意时下的一种社会共识，即独生子女政策是造成今天孩子们心理脆弱、人格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关键仍在于教育思想本身。或者更简单地说，我们把受教育者看成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教育是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强制的。不要说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就是成年的受教育者，如果不施以一定的惩罚措施，一味和风细雨般地诱导，教育同样不可能成功。

　　我们现在遇到的真正复杂的问题在于，社会的激烈竞争使应试教育之风愈演愈烈，而正因为眼见到孩子们背负的苦楚，社会舆论又异口同声地强烈批判应试教育之害。由于在人们印象当中，死记硬背、留课罚站之类强制性和惩罚性的措施，都与应试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于是大多数舆论错误地将反对应试教育偷梁换柱地改变成了反对教育中的惩罚性手段。事实上，对政府、学校、媒体来说，这也是最容易的事情。

　　而在更加不易被察觉的另一个层面上，近年来中国社会权利意识高涨，也以扭曲的形式渗透进教育领域。追求公民权利本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社会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在一些评论者那里，也许是长期缺乏权利的一种矫枉过正和心理补偿，对“权利”的争取变成对一切“权力”的怀疑和反对。有些论者毫无理由地将教师与学生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关系，视为一种如同“官与民”的不平等关系一样应该加以改变的不合理秩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教师对学生进行批评甚至惩罚的“权力”，是对学生“权利”的损害。于是，急于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他们，可笑地把学生当成了需要他们去维权的“弱势群体”，把学校和教师当成了他们不遗余力批判的“强势群体”。这又是“现在的学生碰不得”的另一重要舆论因素。殊不知，对学生的批评乃至合理范围内的惩罚，恰恰是对学生接受良好教育这一权利的最大维护。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