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蔚

　　炒得沸沸扬扬的“张在元事件”，不仅把武汉大学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同时也使病危中的张在元教授成了公众关注焦点。连日来，媒体评论如潮，网民跟帖无数。人们同情着张教授的遭遇，更质疑着武大的无情。

　　公众是善良的。但是，出现这种局面真的如众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武大缺德”吗？

　　说实话，如果仅仅是“缺德”这么简单，那事情倒是比较好办。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武大从道理上并无过错。至少从到今天为止媒体披露的事实看，武大不过是依合同办事而已。以人道的立场，这很冷很“残酷”，而站在法制的立场却无可指责。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拨开遮蔽理智的义愤，我们清楚地看到，张教授之所以会遭遇如此不堪，“错”恰恰在他自己。其一，谁叫你生病而且还生的是大病呢？其二，也是问题的关键，谁叫你没编制，在武大只是个“编外”教授、高级“打工仔”呢？

　　张教授为什么没有编制我们不得而知。但“张在元事件”本身让我们痛心疾首地懂得了：有“编制”才有安全，才有尊严。

　　这令人感到悲哀。人事制度改革搞了这么多年，差不多十年前，当时的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就明确表示，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把职工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人”。可眼下，高层次“社会人”张在元的真实境遇，却令这项改革成果“轻如鸿毛”。它告诉人们，在中国，没有单位，更准确地说是没有“编制”，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

　　其实，张的遭遇不过是比较典型、比较刺痛社会神经罢了。笔者曾采访过不少由“单位人”转型的“社会人”，因为生存压力太大，社会保障水平太低，孤独而没有归属感，等等，他们莫不悔不当初。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公务员考试之所以会受到大学生的狂热追捧，事业单位“转制”等改革之所以会遇到巨大阻力和抵触，以笔者之见，很大程度上都无不与前辈“社会人”的遭遇有很大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在元事件”既是事关社会冷暖人性人情的“道德事件”，更是对改革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警示事件”。一方面，目前正在深化的事业单位改革，怎样在把事业单位全面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保证“人”能得到妥善对待而无张在元似的后顾之忧；另一方，医疗制度改革必须尽快有实质性进展，得赶紧让人们看得起病，尤其是看得起大病重病。否则，连教授都无法保全自己最后的体面，寻常人等何以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