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广东省自实行教师绩效工资以来，一些地区和学校的分配方案中出现“偏行政、轻教学”现象。中山市两位政协委员在当地两会上反映，工作20多年的一线教师待遇，可能还不如20多岁的学校团委书记。这两位政协委员的调查显示，学校行政人员最高工资可达一线教师的3.5倍，而众多一线教师的收入却原地踏步甚至还有所减少，“绩效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人民日报》2月22日)

　　这大概是当下教育行政化的又一起恶例。“学校行政人员最高工资可达一线教师3.5倍”的悲伤现实，再一次刺痛了关心教育事业发展的人们。此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待遇普遍偏低现象饱受诟病，众议汹涌中，由国务院审议并通过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从2009年初开始正式施行。然而，一年多的实践却验证了“淮橘成枳”。为什么那些教育管理者、学校校长，就敢于毫不犹豫地先切下大块蛋糕放在自己的篮子里？

　　这些年来，舆论反教育行政化的呼声一直很高。那么，如何改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具体到此番绩效工资分配，我注意到，作为政策受惠的主体，在分配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一线教师并不能发表意见、表达愿望、提出方案。他们的声音是缺失的，他们的意见是被代表了的。掌握了具体支配权的学校领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沿袭了一贯的做法，完全罔顾程序正义，忽略教师的存在，其结果只能是明显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

　　也就是说，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倾向由来已久，并不是自今日始，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驾轻就熟的程序和路径。在这套程序和路径中，教师的存在是茫然的，其利益是要服从于管理者的利益的。教育的主体教师并没有能真正参与教学管理，他们只是教学活动中驯服的工具而已。举凡考核体系、评价体系、分配体系等都是如此。

　　我以为，就当下情形看，最紧要的也是祛除教育行政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改变学校领导在教学管理中的权重，增加一线教师的意见参与。在制度设计中，只要教师有了发言权、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则学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肆意弄权的行为才会真正有所收敛，教师也才有可能成为一支与教育行政化倾向抗衡、博弈的力量。而且，教师广泛参与教学管理，自然会形成对教育管理者的一种监督，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监督管理的成本，避免监督管理上的严重行政化倾向。

　　前不久，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表示，现在的教育开放性不够，教育的行政化现象比以前更严峻。何谓“开放性不够”？我理解，除了对社会开放性不够以外，更主要的是内部开放性不够，对学生、对教师开放性不够，教师、学生这些学校教育天然的主体成了被管理的对象，此种情形之下，出现“教得再好，不如当个领导”，也是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