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9日《南方日报·南海视窗》AⅢ01版《哪儿能有我的一张课桌?》

　　外来工子弟教育问题,这已经不再新鲜,但在经济转型和外来工悄然实现换代之时,这个问题又再次凸显,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

　　4月9日《南海视窗》报道,以珠三角工业名镇大沥为样本,剖析了民工潮涌动的珠三角外来工子弟教育的新困境。据报道,在这一个工业镇有将近15000名学生就读于5所外来工子弟学校,而没有被吸纳进校的学龄少年还不在少数,仅5家之一的谢边南桥学校一学年就会以“品行不端”为由拒收200多名学生。针对外来工子弟的教育资源匮乏、存在潜在失学率上升的隐忧等,这些外来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折射出民工身份、地方政府与学校职责的多重尴尬。

　　尽管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充分考虑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尽管许多城市的主管部门都在承诺着手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但实际上,仅从笔者了解的部分情况来看,这块的工作并不理想。笔者也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谁该为外来工子弟教育负责这样的体制问题。在眼下的状况下,外来工子弟教育也并非某一地区政府的失职,而是整个社会多方面的资源未整合的问题。

　　首先,许多地方在计算经济发展总量或列举政绩的时候,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为基数。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财政投入的支出,还要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影响到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因此,地方主管部门采取排斥和关闭的办法,对自己政绩提升更有好处。

　　其次,出于对农民工进城数量增加的担忧。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习惯于单身农民工在城里就业。可是一旦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作为政府必须要解决的日常工作,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政府要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要涉及到他们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甚至对于城镇公共设施供给的压力。

　　再次,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关系到我们国家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问题。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对农民存在着不公平现象,需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逐步加以解决。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了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农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等于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的受害者就是这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的下一代。

　　吕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