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鼎

　　“一定要给孩子弄到‘加分’，否则就别想进一流大学！”向我发出警告的这位朋友“家有考生”，这几天正在填报志愿。“我已经悔之晚矣。孩子班里多达14名同学拥有加分资格。这么大比例的考生起步就比你高出10分到20分,好学校留给‘裸考生’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他说。

　　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的第一个高考季，一切几乎都还没来得及改变。对《纲要》中关于高校招生改革的部分，是应该更重视考试的作用还是进一步淡化考试的作用，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就有相反立场的激烈争论，定稿后也免不了会被“各自表述”，所以最后怎么改也很难说。

　　且不论争吵中谁占上风，反正这些年录取是越来越“灵活”了，老百姓的孩子考学越来越吃亏了——怨不得温总理感叹：“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5月16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希望各地申报改革试点，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纳入了教改“先行先试”范畴。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升学考试”主要指高考。对于大多数民众期盼已久的这一“重大利好”，媒体普遍的反应是不怎么敢相信，掌声也稀稀拉拉。

　　加分泛滥，考试无用，这不是个仅仅影响生源质量的小事情。说实话，一二十分的差距，与考生实际水平关系不是太大。北大、清华即便招收的全是裸考进不来的学生，最后这些能进来的顶着加分的孩子也足够优秀了。严重的问题在于，众所周知，能够获得加分资格的项目，除数理化竞赛获奖和少数民族出身等个别项目以外，基本与底层民众子女无关。如本报曾报道过的，某省一所中学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有13名考生的家长是领导干部和企业老板，其余6名是教师子女。—这决不是孤案。

　　未引起媒体注意，教育部门贯彻落实《纲要》今年已经悄悄开始的一个动作，是推动部属高校招生“去本地化”。这个“本地化”，在多年的实践中，还不仅仅表现为“本省化”，而且还有高校驻在城市的“本市化”或曰“省会化”——以“走读生”的名义，低分录取高校所在城市(大多数是省会)的考生。“本市化”之外更有“本校化”，本校附中的学生加分，本校教职工子女加分，等等。高校要“去”的东西多着呢。

　　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也是在分配机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拓宽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让较多的底层民众看到了凭自己的努力往上走的希望，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30年来阶层板块的松动，不仅仅是温州农民发家致富、“知识英雄”马化腾一飞冲天仅此一种类型的故事。今天，中央部委机关的绝大多数司局级干部，省直机关的绝大多数处级干部，都是恢复高考以后头几届“完全凭分数考出来”的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可以说，作为公务员队伍的中层骨干，他们决定了今天政府的基本行政水平。而如果没有高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有机会坐到现在的位置上。而如果有高考但是加分泛滥，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也会是另外一群人。中国公务员队伍的这一轮公平置换，极大地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

　　某种意义上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别逐渐凝固化，进而导致身份遗传、阶层板结。“按照多数衡量指标，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国家。”《右翼美国》一书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两位记者在分析美国人为什么能够容忍不平等的存在、为什么里根时代以来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几乎并未令民粹主义反弹时，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其他国家，在美国20%的最贫穷者中，50%至80%的人在10年内能够跳出那一渊薮”。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不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在招生时都自觉地、持续地采取了种种“嫌富爱贫”、“逆向歧视”的措施，也为社会的活力与和谐作出了贡献。

　　任何社会，“考试无用论”、“读书无用论”、“知识无用论”抬头，民众改变命运的机会减少，都是危险的信号。在大学招生改革中，政府该毅然作出决断，扭转这种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