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福利、没有收入、没有任期，但是，“民间版”大学生村官们义无反顾……

　　三合村，湛江廉江市一个千余人的偏僻村庄。4月1日，四名大学生村官来此履新。

　　他们来自广州的多所高校，不同于去年3月后各地政府大规模招聘的大学生村官，他们是自发下乡的“民间版”村官：没有任何福利津贴或社保，不支薪，没有聘任合同，只有一纸村委发放的村民证，上面写了职务。

　　他们大多家境普通，目前没工作、没收入，有的还债台高筑……他们面临的困境，与高涨的下乡热忱一样，真实而又令人困惑。

　　是什么让这些大学生义无反顾地奔赴穷困的农村？他们靠什么生活，给乡村带去了什么，又将走向何方？

　　四名大学生村官走马上任

　　三合村的傍晚，正是儿童放学的时候。

　　“left(左)，left，right(右)，right，go(前进)，go！”一群活泼的孩子，列队，唱歌，嬉戏在绿树环绕的村口。

　　84岁的杨宗汉老人眯眼瞅着玩耍的孩子，笑了。自从村里的青壮年倾巢外出打工，很久没见到孩子们这么热闹了。

　　教孩子们唱洋文歌的，是城里来的大学生。

　　4月1日，4名广州大学生正式来到三合村上任村官：广州某私立学院的马锦添和林金旭、华南农业大学的陈国烽任“副村长”，华南师范大学的骆嫦琳做村里的“妇女主任”。

　　“他们两年前就来过了。”杨宗汉老人说。2007年春节前，几十名大学生突然从遥远的广州来到三合村“过年”。好奇的村民们觉得，这些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的年轻人只是一群来去匆匆的都市游客。没想到，他们居然要求“留下来”，“和村民一起谋发展”。

　　此后的日子，这些学生常去三合村作各种考察。“村里的孩子，初中没毕业就想方设法往城里跑，这城里的大学生倒是自己找进村来了。”至今不少村民也没闹懂，这群有文化的年轻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两年没给村里带来什么实际收益。”大学生马锦添说，这个来自广州番禺的干练小伙，现在是三合村“副村长”。上任那天，大学生村官们带来了1500元，这是他们下乡的全部经费。

　　但，村民们还是觉得，这些送上门来的大学生，正给三合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70名大学生志愿分批下乡

　　马锦添和陈国烽努力想让记者明白他们要打造的理想乡村：一个能把城乡资源盘活的实验室，一个可以复制推广的“样本村”，一个“黄埔军校式”的村官培训基地，它生活富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和谐有致。

　　“来这个村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去年毕业的马锦添是“小蜜蜂团队”的骨干。2006年，经朋友介绍，他在深圳参加了一个“六西格玛”商业管理模式培训班。据说，参与下乡计划的大学生都“出身”这个培训班。在那里，他们学习了据称只有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才能接触的管理课程。

　　不久，一位老师带他们来到了三合村，并开导大学生们把目光放到广袤的农村，建立自己的事业。

　　“很多人开始并不喜欢这个村子”，马锦添形容对三合村的第一印象是贫穷、落后甚至闭塞，很多农户还是人畜共居。但村民们的热情和淳朴，让大学生们欢喜，三合村良好的生态、丰富的养殖资源、淳朴的民风等，也让大学生们看到了希望。

　　马锦添说，“小蜜蜂团队”已吸纳了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广州20多所高校的70多名大学生，“他们都将陆续参与到下乡计划中”。目前下乡的只是第一梯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来到这里”。

　　大学生村官融入村子获认可

　　见到陈国烽时，他正在鱼塘边，人晒得黝黑。

　　因为是华农毕业，他被“对口”安排管理村里的养殖业。“下鱼塘的时间比村民还多，每天都要取水样作测试。”陈国烽一脸憨笑。

　　其实，陈国烽也是个养殖“外行”，他大学主修“车辆工程”。三合村有近800亩鱼塘，每年的承包费是村财政的支柱，“不提高养殖业效益，村收入就上不去”。

　　入村以来，陈国烽不断与母校联系“取经”，请来教授现场传教。目前，他草拟的一个“鱼、鸭、猪”混养生态养殖计划已接近完成，请专家一估算，说有上千万元的年利润空间。

　　分管教育的骆嫦琳成了村子里最忙的“老师姐姐”，教育心理学的专业背景，让她设计的趣味课程很快在三合小学70多个孩子中风靡起来。她主教四五六年级的英语课，边演话剧，边唱歌跳舞，边学英语，让她的课堂很快出了名，镇中心小学还专程派老师到村里听她的公开课。而三合村的村民们更觉得开心的是，村里那些瞎胡闹、骂粗口的孩子，恋上大学生老师后，变得懂礼貌、爱读书了。一个多年来除了孩子就是老人的村庄，难得地多了许多的生气与快乐。

　　这几天，村官马锦添拿到了上任来的首份“政绩”。村里的政务公开栏上，以他为“甲方”代表村委会发布的回收鱼塘公告，贴得很醒目。

　　马锦添在村里主管“村务”，还兼任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尽管上任时间不长，“麻烦事”却已不少：看病医疗、邻里纠纷、婚姻官司、养老、隔代教育…… 遇到了，都得解决。还有些事，让他觉得有点“秀才遇着兵”：一名村民强占村里七亩鱼塘四年多，分文未上交。马锦添上门做工作要收回鱼塘，结果被这名村民追砍，“不止恫吓，还往身上砍”。

　　“讲理讲不通，打又打不过”，马锦添说，他多次向镇里求援，甚至不惜打算与当事人对簿公堂。搞到最后，这名村民终于让步，捞走鱼，交出了鱼塘。

　　“零报酬”村官的生存尴尬

　　“目前，所有人都是零收入”，马锦添直言，这让大学生的下乡计划处境有点尴尬。

　　三合村有“村官”和老师的在编名额，但新来的大学生“村官”是编外人员。村委会主任杨兴旺毫不讳言，目前没有任何给大学生报酬的计划。除了村民每日定量供给的米、肉和蔬菜，大学生们在三合村纯粹是义务劳动，“不少人不得不从家里借来1000元或500元，艰难度日”。

　　陈国烽挺羡慕那些政府选聘下乡的大学生村官：签订聘任合同，有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和津贴，有的还能免除国家助学贷款本息，想考公务员还有优惠政策。所有这些，“小蜜蜂团队”的村官们都无法享受，因为他们是民间自发的。

　　往来三合村的大学生不少家境清贫，甚至背负债务。不少家长渴望大学生读完书就能反哺家庭，“下乡计划”却让他们好梦成空。

　　陈国烽是家中长子，有四个弟妹。为了供他读大学，弟妹们陆续辍学打工，家里借贷近10万元，他也欠了2万多元的助学贷款。今年初，父亲突遭车祸，陈国烽凑了一万块钱寄回家，继续自己的“村官事业”。他的做法，遭到了弟妹们的抵触。陈国烽说，家人不止一次要他找份稳定的工作。沉浸在下乡热忱中的陈国烽，似乎淡化了家人的现实困境，“希望村里的项目早点产生经济效益吧”。

　　村官马锦添也有自己的烦恼，父亲患糖尿病，背负着不少债务。即便是被他们推为“富婆”的骆嫦琳，双亲退休，家中也并不宽裕。

　　大学生们“不计后果”的行动，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反对。骆嫦琳的父亲从惠州跑到广州，试图让女儿放弃。但这种尝试大多徒劳无功，他们很多人都坚定地“留在了团队”。

　　陈国烽曾告诉记者，三年后如果还是这种状态(指无任何收入)，一定找别的工作。日前记者再问，答案变成了“干个七年也无所谓”。

　　村官们的“委任状”上，没有任期。能呆多久，对谁来说，都是个未知数。　　本报记者 李春暐 孙朝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