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在大学没有独立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大学有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

　　现在中国大学实行的基本是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制(近年有所松动,少数学校作为改革的试点开始具有自主招生权)。由于这种制度有着诸如不利于学校自主办学、办出特色等弊病,所以近来要求变“统考”、“统招”为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呼声自然越来越高,而且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美国的中学校长可以实名推荐；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华罗庚、吴晗、钱锺书等偏科的“奇才”能被录取就是明证。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自然很有“道理”,是“应当”实行的,但揆诸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此种制度却难以实行,倘硬要全面实行,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弊病,因为实行这种考试招生制度的一个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不能简单类比,以“他人”可以,“从前”可以,就认为“现在”也可以。其实,中国与外国、现在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的情况早已迥然不同。从一些具体事例,便可看出什么是大学的“独立性”:

　　1969年基辛格以哈佛大学名教授身份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要他在官职与教职中只能选择其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炙手可热,大学却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独立性。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蔡元培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在他们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素。

　　后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并非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中,民间社会基本消失,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之举。在这种大学没有独立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大学有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

　　总之,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前提是大学要真正具有独立性,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存在。如果大学没有独立性而“自主”招生,这只能是美好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以“外国”、“过去”实行这种制度作为当代中国实行这种制度的依据,是典型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