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松涛

　　“这些年轻人是被逼迫留在大城市吗？如果没有人逼迫，而是自愿留在大城市，那么不管生活状态是好，还是坏，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毕竟在大城市，机会多、未来的期望值也高。

　　“选择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头几年居住状况差、收入低，工作也不是很好，但谁能预测将来？在大城市打拼几年之后，生活也许会有大飞跃。”汤敏说。

　　那么，坚持留在大城市，与选择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工作，哪个更理性？

　　在汤敏看来，很难用经济学、生活成本的方法来衡量这些不同的就业选择，也很难说哪个选择更值。“关键在于自己的期望值设定，生活的现实会做出自动的调整。”

　　汤敏说，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到了一定的时候，如果这些年轻人发现选择中小城市甚至乡村生活，比留在大城市更好，他们肯定会做出调整。

　　汤敏告诉记者，过去，中国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选择到离家很远的城市打工，但从去年开始，很多农民工开始在家乡周边打工，收入大增。这就是市场、生活的自动调节。

　　“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就业情况跟中国也很相似，很多人也愿意选择到大城市就业、发展。”汤敏说，从城市的发展来看，也是这样的规律，如果没有大量高学历人才，城市就成长不起来，也就没有大城市的存在。国外与中国不同的是，国外大学生的数量增长缓慢，没有国内增长得这么快。

　　汤敏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可操作的空间很小。主要还是靠市场自动来调节。

　　“年轻人要保持信息的畅通，多了解其他地方的变化，如果其他地方的就业条件、生活条件比自己选择的地方要好的话，不妨对自己的就业做出相应的调整，也不一定非要守着大城市不放。”汤敏说。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也在关注对蚁族的报道，对蚁族就业的选择，他认为不能作简单的评价。

　　“根据调查，选择在大城市做蚁族的年轻人、大学生，大多数来自乡村。”郗杰英说，他们上大学本身就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是家族凑钱、村里帮助才完成4年大学学习，背负了家族、甚至整个村庄的希望。

　　在郗杰英看来，如果在4年大学生活之后他们选择返回家乡工作，等于又回到了原点。选择回到家乡就业，收入上很可能跟周围没有上过大学的朋友一样，这个时候心理会不平衡，压力也会很大，面子上就会过不去。很简单，亲戚朋友会说：上大学有什么用，并没有多赚钱。这样的心理造成大学生宁愿做蚁族也不愿选择去中小城市、乡村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大城市就业有什么过错吗？”郗杰英说，这样的选择没有过错，这是太正常的现象。这样的选择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在国外并不是问题，在中国，主要是大学生增长太快，量太大。

　　郗杰英觉得，不需要对蚁族这样的事情作夸大的判断，不要认为这是反常的事情。

　　郗杰英告诉记者，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教育年轻人怎么选择，重要的是在政策上作出调整、引导。如果国家在动员、吸引大学生到中小城市就业的政策更有吸引力，年轻人难道不懂得比较选择吗？

　　“现在的政策还不能够容纳太多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郗杰英说，西部计划每年才1万个名额，而且在服务期满之后，当地有没有足够的、合适的岗位和收入吸引大学生留在当地？大学生村官计划更有吸引力，几年之后有可能成为公务员，但容量太小，不能满足需要。

　　郗杰英不认为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操作的空间。他觉得，地方容纳这些大学生的岗位是有的，关键看地方怎么做。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要出钱、出政策，地方也要出钱、出政策，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套。在过去大学生很少的年代，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大学生工资要比在大城市高不少。

　　“现在能不能在收入待遇上也作出调整，让那些选择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大学生在收入上得到足够的提高，吸引他们去就业？”郗杰英说，政府不仅要在政策上作出调整，还要在服务等环节加强，才能有效吸引大学生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就业，也才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挤在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