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浙江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论文造假被揭发,造假论文中八篇附有该学院院长李连达院士的署名。经调查,没有证据说明李院士参与了论文造假,所以,校方对贺海波开除处理,对李院士则不再续聘院长一职。对于被署名一事,李连达院士抛出一个理由:自己在不同兼职机构中带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时间不够、精力不够。由此,院士兼职过多,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院士兼职过多,由此而引发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实质上是因教育制度、学术制度的不健全而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行政力量始终是一股支配性的力量。行政力量决定怎样支配教育资源,怎样通过211工程、985工程, 乃至各种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分配,从而控制了高校的学术研究。在高校之内,行政力量也以同样的方式支配不同的院系。可以说,在当前的教育制度中,行政力量的极度膨胀,几乎把整个高等教育都纳入了教育行政体系之中。

　　院士,本来是对学者在本专业研究中达到的水准予以承认的一种名誉称号。但是,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中,这一名誉称号已经蜕变为一块金字招牌。在教育行政化的现实中,对高校的评价被行政力量所掌控,于是,申请项目的数量、发表论文的数额、出版专著的多少,成为衡量高校办学优劣的标准,由此而导致高校在这些方面互相恶性竞争。大众所熟知的种种学术怪现状,包括学生买版面发论文,教师论文抄袭,其根源都由此而来。而“院士”的金字招牌,要比其他很多衡量标准更加好用。在今天,院士数量直接成了衡量高校水平的重要标准。在申请项目上,只要有院士挂名参加,高校单位申请各种项目、工程、课题,获得硕士点、博士点,也容易很多。于是,许多高校不惜一切代价聘用院士。而许多院士也乐得迎合高校需要,以期名利双收。但是,院士人数有限,精力有限,许多高校的院士,实际上都是挂名,根本不可能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真正的作用。可以说,那些兼职众多而不负实际责任的院士们,正是利用了制度的漏洞,迎合了高校的需要,而为了利益,自愿把自己变成“花瓶”。

　　在院士成为“花瓶” 过程中,“院士”所负的责任,一点也不比“制度”所负的责任更小。一般而言,这些院士,都是经过了自己的辛苦劳动而获得成功的知识精英。知识精英如果缺少了作为精英的道德自觉,就会把自己的荣誉当成资本。可以说,一个社会,如果连其中的知识精英都失去了起码的人格操守与尊严意识,随意挥霍自己的荣誉与声名,不但不把荣誉与声名视为责任,反而将之视为利益,如权力寻租一般,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它,用以谋取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培养出真君子的希望。

　　近年来,教育界之怪现状不断出现,奇谈迭出,怪事丛生,其根源多可以追溯到教育行政化问题上。如果教育制度没有改善,光靠“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永远不可能净化学界风气。必须改革高校中官本位的管理制度,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学术腐败才可能根除。(陈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