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馆内设施老化陈旧，每次来人参观时每层展厅的灯只开一半，因为担心这些80年代的老线路负荷太重引起火灾。由于地方有限，各种展品密密麻麻地挤在不大的柜子里，而且不少柜子“轻轻一抬就起来了”，以至于博物馆根本不敢请志愿者来，全由玉腊一个人讲解，有时候一次要讲3个小时。“我不能保证来的志愿者觉悟都很高，因为我们这些小东西随手就可以拿。”玉腊说，“我已经向学校反映了很多次，可就是不给解决。如果这些文物丢了我们就得负责，安全没保证，我们什么都不敢做。”

　　“上世纪80年代学校办学经费只有100多万元，给博物馆的经费是每年3万元，现在学校办学经费增加到几千万元了，给博物馆每年的运行经费仍然是3万元。2008年又因各种原因减少到两万元。”玉腊说。

　　今年，云南民族大学将迁往新校区，有消息说，民族博物馆将和民族研究所共用一幢大楼。然而，这幢楼将分给博物馆多大面积，玉腊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人才青黄不接

　　两年前，云大人类学博物馆曾想收藏云南电视台一批要报废处理的老摄像、编辑设备，以留存云南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足迹，但却因审批手续的繁琐而最终放弃。这批在博物馆看来是无价之宝、本可以利用的“废物”，真成了一堆废物。

　　经费的拮据不仅导致博物馆人员编制少，也使博物馆工作人员没有目标、没有压力去开拓工作。许多工作人员承担着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博物馆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例如，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就只有3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包括接待来访、修缮展厅、藏品维护、扩大藏品数量和打扫卫生等。其中，博物馆负责人玉腊还担任着云南民族研究所研一至研三所有班级的班主任。

　　体制的限制，使得高校博物馆在“推广学术，培养人才”方面作用平平。许多学生直到毕业，都没有参观过本校的博物馆，更没有参加过博物馆展品的收集、开发和整理。许多学校也没有把参加博物馆工作和到博物馆当志愿者，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

　　昆明理工大学地学博物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富，收藏各类标本1万余件。镇馆之宝有上个世纪30年代从美国引入中国的保存完好的一套“世界岩矿标本”，这些标本采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代表了地壳的物质组成。目前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岩矿标本”，也是我国早期地质教育的实物见证。

　　此外，该馆还有精美的宝玉石、观赏石、云南矿产资源等标本，并收藏有著名的禄丰恐龙骨骼化石、河南恐龙蛋化石、澄江动物群化石以及珍贵的鱼龙、鹦鹉嘴龙和海百合化石等特色化石；另有一套上个世纪初由美国制作的采自世界各地的“标准化石”及一套来自日本的新生代贝壳类化石……这些化石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这一本应深受大、中、小学生欢迎的博物馆，开展科普旅游活动却困难重重，其原因是“缺少专职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展厅面积太小，展柜陈旧，展示手段落后，无法展示出每个标本独特的魅力”，“缺少专业的讲解员”。特别是缺少懂专业英语的讲解员，使博物馆收藏的精品不能很好地介绍给国外的来宾及专家学者，因而失去许多交流的机会。

　　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指出，该校不乏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但却和国内整个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样，非常缺少物质文化、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研究的专家；该校有众多的学科，却很难找到博物馆管理和其他相关专业的人才。目前在物质文化和民族文物研究领域，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十分突出。在新生代学者中，像宋兆麟、杨德軻等积累深厚、学识渊博的专家已是凤毛麟角，其状况令人担忧。

　　“要办好一个博物馆，光有好的藏品还不行，还必须有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各类专业人才。博物馆不能只有‘博士’(指‘万金油’式的人物)，没有专家。”尹绍亭说，在国外，大学博物馆就是一个科研基地，许多人就是在博物馆里交流、开发、研究，然后不断出学术成果。而我们的大学博物馆，不应该成为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