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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让花季再流泪

　　——专访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

　　佟丽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未成年人保护法律问题专家，10年来专心致力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他创作的《未成年人法学》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的体系化研究；他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最初草案的主要执笔人；他牵头组建了有超过8000名律师参与、被国外同行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律师网络。

　　建议取消嫖宿幼女罪，对嫖宿幼女行为一律以强奸罪从重处罚

　　4月8日，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习水县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嫖宿幼女罪提请公诉。

　　应以强奸罪还是嫖宿罪起诉，一度引起各方争议。对此，佟丽华认为，在贵州习水县发生的案件中，被害人中包括多名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被强迫卖淫，而行为人在明知其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仍然嫖宿，实际上已经完全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果证据充分，应认定为强奸罪从重处罚，而不是按照嫖宿幼女罪给予相对较轻的处罚。

　　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了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两个不同罪名，处罚幅度不同。嫖宿幼女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从重处罚，如果符合法定情形最高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佟丽华分析认为，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的主要区别是，嫖宿行为带有交易性质，即给被害人一定的财物。“但是分析犯罪构成，不难发现，嫖宿幼女罪是指行为人明知对方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仍然同其发生性关系，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的犯罪构成。即使不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仍可认定为奸淫幼女，在行为人明知的情况下，更可以认定为奸淫幼女。交易并不影响对行为方式的认定。因此，奸淫幼女的行为完全可以包括嫖宿幼女。在行为方式本身已符合奸淫幼女的情况下，将嫖宿幼女行为作单独罪名和相对较轻处罚的规定，既构成了对同一行为定罪处罚的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犯罪人。”

　　佟丽华说，“认定为奸淫幼女对幼女的保护更有利，也更有助于及时打击和预防此类犯罪行为，因此应取消《刑法》规定的嫖宿幼女罪，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一律以强奸罪从重处罚。”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公安机关应立即立案

　　在习水案中，被害人李某的母亲发现女儿被侵害后，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却一直得不到消息，只好带女儿躲到外地。令人后怕的是，如果不是贵州省委领导做出批示，此案或许仍未水落石出，遵义公安局专案组如果不是在秘密调查取证，也难以推动此案的侦破。

　　性侵害案件立案难、取证难可见一斑。这也是被害人不主动报案的主要原因。在该中心统计的340个案件中，不主动报案的案件有36件，占案件总数的10.6%。

　　“目前公安机关严格的立案标准、取证方式对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并不适合。”佟丽华说。

　　在统计的一起案件中，15岁的小兰被同村人强奸导致怀孕。在怀孕4个月后父母才发现报案。但警方表示，没有确实证据无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需要等孩子出生后做DNA鉴定。

　　“拿到切实的证据后才能采取措施。公安机关这种取证方式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来说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佟丽华认为，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在强奸案中，司法机关过于重视处女膜是否破裂的检查和精液鉴定这些证据。在没有上述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接到报案后及时认真开展侦查，就可能获得足够的间接证据。

　　立案难对本来已经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佟丽华建议，区别对待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立案标准，对于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只要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就应当立即立案而且开展调查，完善取证方式，提高侦查水平，采取恰当的方式和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