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教育部门制定的教育规划基本上都是就教育谈教育,没有从历史的高度、时代的发展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来看中国教育。　　　　　

　　◆中国的现代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以取得实效,关键就在于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不足,致使改革往往局限于教育体制内部。

　　◆应当区别教育本身与非本身的问题,进而建立一套具有公平系数的评价体系。

　　◆要想通过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必须充分调动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会因素,尤其是做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009年10月中旬,北京市公布了民众寄望已久的2010年高考改革方案;短短两三天,关于这次改革是非与得失的讨论便充斥了各大媒体。此前,民盟中央于6月底和9月两次召开有关高等教育的研讨会,召集民盟内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共同探讨中国教育发展大计,为教育改革进献良策。

　　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我国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国的教育体制酝酿着全方位的变革。这次改革,必然触及教育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唯有超越“教育”、回归社会,教育改革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

　　高考改革

　　与评价机制社会诚信相关

　　这学期开学之初,记者来到武汉的几所知名中学,亲眼见证了湖北省新课程改革的巨大“冲击力”:新高一的全体教师都经过了“新课改”培训考核,合格才允许上岗;许多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聚集在学校门口,交流着自己对改革的看法;校园里的学生们,表现出了明显的新奇与不安。他们关注的焦点,仍然是3年后的高考模式。

　　在2009年的高考招生中,新的评价机制第一次发挥了作用:12名高分考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低”而又不服从志愿调剂被山东临沂师范学院退档,同时也有刚上投档线的考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高”被录取。其实,早在“新课改”推行之初,山东等省就作出规定,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录取 “挂钩”;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这一举措并未被严格执行,“以分取人”仍然是高考录取的基本模式,这也正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临沂师范学院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分退档”事件,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枚石子,波澜四起。有人认为,唯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取才”;但也有人担心,对 “综合素质”没有一个客观评判标准,很容易被人为操控。一位学生家长就不无担心地说:“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主要由班主任或学校作出文字性评价,主观性太强，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类评价的客观公正性值得怀疑。”此外,权力的介入也是许多学生和家长担心的问题。

　　事实表明,这些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山东试点高校在阅读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时,就发现了部分报告随意性强、缺项漏项等问题。“有的高中学校所做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明显缺乏严肃性,如有的学生某些评价项目六学期全是A,有的六学期全是B,有些学生报告里拼凑虚假的痕迹明显存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招考人员说。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评价机制,历来都被看作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平的“风向标”。公众对高考改革的困惑,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诚信的怀疑以及对社会公平的担忧。在社会诚信体系没有健全的今天,任何带有一定主观意志的教育评价机制都难以获得公众的完全认同。因此,教育评价机制的建构,应该符合一个人成长的规律,不应只是教育自身的事情,而应当有机融入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之中。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王光谦提出,应当区别教育本身与非本身的问题,进而建立一套具有公平系数的评价体系。

　　改革目标

　　与教育社会功能相契合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借助教育改革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经济复苏,已然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

　　我国宋代思想家、教育家胡瑗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公是非于学校”的设想。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则对现代教育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大学既是科学的殿堂,也是人们精神的家园;它有义务,也有能力调节社会的失衡。”

　　实践表明,教育向来都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关乎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著名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认为,要考察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其是否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以取得实效,关键就在于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不足,致使改革往往局限于教育体制内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1997年高校收费实行并轨制,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早已超越千万,很多省市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70%。教育的“饼子”越摊越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残酷的社会现实,对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是严峻考验。许多大学生在“象牙塔”中苦读的岁月里,已经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社会。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认为,教育应以育人为本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要人文与科学并重来培养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的“跨越式”大发展后,教育的浮躁心态已经非常明显;许多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已经脱离了社会的需要,走进“为教育而教育”的怪圈。现在大学里的许多新兴专业都是在这一时期设立的,其中有些“新、奇、特”的专业门类,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办学能力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相反,一些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专业,尤其是农林医药类专业,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惨淡经营”、发展乏力。在民盟中央9月16日于南昌举办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表示,深化农林医药专业教育改革、增强高等学校为相关领域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教授则强调,对于高等院校应“优化层次结构,加强分类管理”,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在教育正在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今天,是否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成为衡量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在民盟中央6月29日举办的教育论坛上,清华大学学者叶赋桂阐述了教育回归“社会功能”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教育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功能中,社会功能则是最基本的;教育要传递社会的核心价值,以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