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一则《关于集约用地的通知》，针对开发商首次明确规定了相对严格的“闲置”费用标准，并指出将会很快对“闲置”土地征收增值地价。(9月29日《重庆晚报》)

　　发布通知自然不假，“首次明确”却是媒体臆断。看看这则通知的要点：对于土地闲置满两年的，将依法无偿收回或者重新安排使用；对于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开发商需按土地价款的20%交纳闲置费。时间上溯到一年半以前，国务院同样发出过一个关于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其中关于土地闲置的处理办法与上述几行文字基本上一模一样。再往前推，上面的表述亦可见诸2007年国土资源部应对囤地四条办法、1999年《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甚至更早之前的《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

　　对闲置土地征收闲置费或者将其收回，早已不是什么“首次明确”，而实实在在只是一种政策法规的重申而已。就政策法规而言，到底是“首次”还是“重申”当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如果是首次明确，条文本身便具有期待的价值，因为一切尚没有定论。若是政策条文的重申，人们早已知晓条文的内容是什么，更关心此前的条文为何没有见效，今天又为什么要进行重申。国务院此番通知的剑锋，自然是指向“囤地”行为而来。就政策法规的稳定性而言，“重申”相关处罚条款并无不妥，甚至可以说理应如此。但就打击“囤地”行为本身而言，却显然不是一重申就能见效的事情。

　　房价为什么上涨到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其中的一种答案是说，土地是高度稀缺的资源，土地供应的不足自然会不断拉高房价。与此说相互映照的，似乎是各地“地王”频出、房价应声见涨的热闹景象。土地供应方颇感委屈，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其实是在努力加大土地的供应量。那么，增加的地块都到哪里去了？据来自国土资源部门的数据，从2006年到2008年，全国至少有3.3亿平方米已购置土地尚未被开发，市场存量一直未被消化。以广州为例，2007年该市批出的27块区域地王，就有24块尚未开工或者未售。(9月17日《新民周刊》)答案很简单，有一部分土地并没有用来及时开发成房屋，而是被一些开发商刻意囤积和雪藏了。

　　开发商囤地的动力来源，一方面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而是将其作为投资品。在他们看来，土地本身即可增值。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操心费力把面粉做成面包来卖呢，倒卖面粉岂不是更轻松、更赚钱的营生？另一方面，高价拿地之后“面粉贵于面包”的现实，使开发商即便要做房子卖，也要等到地价房价上涨到“合理区间”之后，才肯着手去开发。无论哪种心思，都是在指望推动地价和房价的上涨。问题是，土地并非一般商品，它与安居乐业的民生利益直接相关，法律不会答应土地成为一种炒作品。处罚闲置土地的标准“早已有之”，其实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但是，“早已有之”的处罚标准并没有遏制住开发商的囤地冲动。这其中的缘由，不是相关标准不够明确，也不是处罚的尺度不够严厉，最关键的问题是一次次的重申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人们惯见的是出尽风头的地王诞生，但是因为土地闲置而受到严厉处罚的例子却少之又少。地方政府一手出让土地，一手行使着处罚权，前者可以带来财政收益，而后者却会产生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的倾向性不言而喻。打击囤地行为，在重申规则之外，尤其需要加大政策法律的执行力度，加大对执法主体的监管力度。 （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