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馆的人黝黑的皮肤太稀奇了，我真后悔没摸一摸”“自助餐太解馋了，能把人撑死”……当时是初一学生的坂东贤治站在学校体育馆的主席台上，向全校师生报告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盛况。

　　坂东贤治是日本青森县那所中学惟一一个去参观大阪世博会的学生。看着同学们羡慕的表情，他备感骄傲。

　　大阪世博会创造了参观人次达6422万的历史纪录，这个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当年，全日本每4人中便有1人离开自己的日常生活圈来到会展现场。

　　“那是一场全民的国事活动”，日本财团理事长尾形武寿这样给大阪世博会定义：国家找到了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一代年轻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70年的日本，经济实力已经实现了跳跃式赶超。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于1965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跃居世界发达国家的第二位。但在坂东贤治的印象里，虽然经济腾飞了，可有1亿多人口的日本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价值观紊乱。

　　而为时半年的世博会，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在世博会上赢得自信树立了目标的日本人，把产业升级和质量监控放在了首位，开始重塑日本制造。大阪世博会带动了关西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大阪世博会实际上担负了国民普及教育的功能，国民开阔了眼界，头脑开了窍，日本走向均衡发展。

　　后来，坂东贤治考大学、找工作，在华盛顿、北京担任日本每日新闻社的驻外记者，精通多国语言，现任该社国际部主任。他至今最难忘的还是他小学老师的教诲：“外国客人来了，要讲文明，不要再随便撒尿了！”

　　高速发展中的动荡

　　1960年日美安保协议签订。在当时，许多日本国民把它看作是个丧权辱国的协议。“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师生率先开始示威游行。后来几十万工人、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流血和伤亡事件时有发生。”东京大学教授吉见俊哉回忆，有人评价“1960年的安保斗争，几乎造成日本的分裂”。

　　难以融合的政治观点、贫富差别、男女不平等、大地震带来的问题，无论经济多么高速发展，都无法解决无法掩盖。

　　日本政府把宝押在奥运会和世博会这两个国际盛会上，希望通过打开世界之窗，激发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人心和意志。“世博会筹备的第一站就是去邀请刚刚完成登月的阿波罗号飞船来参展”，吉见俊哉说：“它也真激发了许多年轻人对未来无限可能性的想象。”

　　但当时“反博”势力也非常强大，他们批评：在铁路和高速公路方面花钱太多太浪费；他们质疑：与其那么大把地烧钱，何不把这些钱用在穷人福利上？同时，大规模建设难免破坏环境和扰民，“世博会后，留下大片空地无法利用也是世博会被抱怨的原因。”

　　日本许多地方政府也明确表示反对。反应最激烈的，是大阪的近邻京都。京都府知事质问道：国家把钱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投入到了大阪，他们火了，对京都有什么好处？看世博的车可能连着半年堵到我们这儿，让我的老百姓出行不便。

　　开局不顺，一切都勉勉强强，但政府却执意要推进此事。

　　当时，连大阪世博会会长也没人愿意担任。

　　1965年，到了会长提名的最后期限。政府一个个找大阪大企业的负责人谈话，却不断被拒。“政府头大了，如果再拖就是国际事件了。”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的秘书宫尾舜助事后回忆说。

　　通产省大臣找到马上满80岁的石坂泰三。石坂泰三是东芝公司的退休总裁，当时兼任了380个职位，工作已经超负荷。

　　老人看无法推托，便回答说：“那我就出山吧，日本既然举了手，哪能再放下！”

　　“相对于产业界，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艺术家的感觉要敏锐得多。”吉见俊哉介绍说：“大阪世博会最初的主题叫‘光从各处来’，想以此表现当代社会的多元化。但是以日本大文学家桑原武夫为首的世博会主题委员会认为，世博会不能仅仅是一个大party，还应当起到社会预警的作用。”

　　这个汇聚了全日本知名知识精英的委员会呼吁：“世界处于不和谐状态，充斥着战争、环境、贫困问题，一步走错，人类就会走向灭亡，因此人类智慧必须承担起调和的责任。”

　　然而，知识分子的想法并不被产业界和政府接纳。

　　主题委员会的方案送上去，日本政府吸取了其严肃内涵，但消解了原来预警的意思，最终定为———“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调子积极向上，就是人类一步步在走向和谐。”吉见俊哉如此评价主题的转弯：“这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失败，政府和产业界的胜利。”

　　大阪世博会前几个月，彩色电视机在日本普及。借助媒体的威力，一场自上而下的世博运动很快兴起。“全家3口人，1万日元环游全世界”，媒体打出了这样煽情的广告，国民的胃口被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