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踏上复苏之途已两年多了。但就目前的情势看，发达国家的不景气可能再次危及新兴经济体，全球经济面临滑入二次衰退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日前称全球经济进入“新危险时期”，下行风险仍在不断加大。世行行长佐利克也警告说世界经济正踏进一个“新的危险区”。日前召开的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发表声明强调加强国际协调，以应对全球经济复苏中出现的增长放缓、赤字高企和债务危机等新挑战。本报记者就发达经济体会否陷入“二次衰退”、新兴经济体如何防范其溢出效应等话题与资深财经专家进行深度对话，敬请留意。
主持人：本报记者陶冶 特邀嘉宾：高盛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
8月下旬以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组织到高盛、摩根大通这样的全球知名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下调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长预测的警示。与此同时，受累于主权债危机以及与经济基本面相关的种种负面消息，全球资本市场也经历了一轮剧烈波动，令本就疲弱的经济复苏前景更加难测。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会不会重陷衰退？它们是否还有足够“弹药”来应对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这些“弹药”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副作用？发达经济体重振经济的希望何在？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与高盛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和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进行了独家对话。
主持人：针对近期围绕美、欧、日经济增长前景的一系列悲观预期，有人认为发达经济体正在经历后危机时代的长期缓慢增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经济体可能即将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二次衰退。假设将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定义为衰退，您更认同哪一种观点？
吉姆·奥尼尔：有意思的是，近期股市下跌的幅度表明市场已经对二次衰退的可能性进行了衡量，主要债市及收益率走低的情况也表明，市场认为美国和欧元区将面临一个与日本过去几十年类似的阶段，即经历多年“真正疲弱”的增长。我认为，至少美国不排除在2012年或者2011年下半年即出现比人们预期更强劲复苏的可能。欧洲的情况确实有些令人担心，除非德国能够确立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否则欧洲货币联盟可能会面临许多问题。不过这些与2008年的情况都不一样，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人准备好迎接危机，而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导致全球贸易坍塌，致使全球GDP在2009年出现下降。目前来看，只有在欧元区经济完全坍塌的情况下，才会重现上一次危机的局面。
李向阳：我更倾向于前一种预测，即全球经济要经历漫长而缓慢的复苏。至于二次衰退，事实上日本去年四季度和今年前两季度已出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预计2011全年也会出现负增长。但这在过去20多年间的日本并不少见，因此不大可能影响发达经济体的整体态势。至于美欧，除非政府不作为(经历过2008年危机之后，这种可能极小)，否则其陷入二次衰退的概率应该不超过30%。
尽管重陷衰退的可能不大，但是发达经济体可能无法避免未来多年的疲弱复苏态势，这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一是美欧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整体去杠杆化并未取得明显进展。过去3年里，美欧实际上只是完成了私人债务的国家化，即政府通过干预将金融机构的债务转化为国家债务，近期主权债务危机反映的就是这一结果。现在的情况已由危机时的私人债务不可持续转化为国家债务不可持续，令削减赤字和债务的压力倍增，而在家庭层面的去杠杆化也仍在进行中。在这种持续的全面去杠杆化时代，寄望经济快速复苏并不现实。二是美、欧、日债务问题的恶化决定了这三大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削减财赤的迫切任务，其后果就是对全球总需求构成负面影响。过去两年中，尽管美欧私人储蓄率上升，消费减少，但实际总需求因受益于政府赤字的支撑而下降有限。然而，伴随政府减赤压力的加大，这种对总需求的支撑将逐渐撤出，而私人消费短期内很难接盘，其结果必然是经济长期乏力。三是中长期融资成本将逐渐上升。目前美欧中长期融资成本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人为地压低了长期利率。伴随着政府干预(比如为金融机构发债提供担保)的退出，低利率时代即将过去。与此同时，包括巴塞尔新规在内的金融监管加强也会提高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导致中长期融资成本上升。四是迄今为止，发达经济体尚未找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美欧提出的低碳产业在方向上是可行的，但从化石能源过渡到低碳经济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包括产业结构、企业发展到经营模式上的大调整，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主持人：能否从经济基本面、债务问题以及政治阻力等方面分析一下拖累美、欧、日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
李向阳：日本方面，受灾后重建拉动，预计今年后两个季度可能会摆脱负增长，但仍需面临高财赤这一难以克服的结构问题。目前日本的财赤水平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这可能会导致其评级继续被下调。过去几十年中，评级下调尚不会影响其融资成本，因其国债主要为国内持有。但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且最终到达临界点，那么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也可能会上升，加之日本国内消费需求始终不见新的增长点，这些都令日本未来经济蒙上一层阴影。美国方面，目前来看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利润相对状态最好，而来自家庭的消费需求疲软以及政府财赤不可持续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眼下的美国经济短期内需要通过实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获得提振，但这些措施的存在又会对中长期经济前景构成隐患；要避免中长期隐患，美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降低财赤和债务，但这种着眼于长期的努力又势必会拖累经济复苏。欧洲的问题与美国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目前欧债危机的短期决定因素是政治信心，比如法、德等核心国家能否就援助协议达成一致、南欧国家在整顿财政纪律方面能否确有作为等。
吉姆·奥尼尔：对于欧洲和日本来说，他们的问题最为严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低增长和低产出率方面，这些因素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生产力和人口结构都要好一些，它的问题更具周期性，与短期政治也有关系。我认为欧洲目前真正面临的并不是财政问题，而更是整个地区治理和领导力的问题。事实上，欧元区的财政赤字小于美国，更小于日本，但这里确实正在发生一次真正的危机，需要更强的领导力。总的说来，美、欧、日都面临来自政治层面的负面影响，至少目前还无法在这三个经济体中看到真正领导力的存在。
主持人：如果经济出现大幅减缓，美、欧、日是否还有足够的政策来应对？其未来的经济增长希望何在？
吉姆·奥尼尔：长期来看，我们需要更强劲的生产力和更强劲的劳动力参与，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短期看，我们需要目标更精准的特殊措施。在美国，奥巴马需要刺激就业增长和投资；在欧洲，人们需要更多真正的整合以及发行欧元共同债券；在日本，大规模的结构改革不可或缺。
李向阳：过去3年里，美、欧、日均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且带来很大负面效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阻碍三大经济体增长的主权债务危机。因此发达经济体未来的政策选择并不容易，着眼于短期复苏，需要更大程度的宽松财政政策，但这势必会加重其中长期的结构难题。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尽快找到新的支柱产业是其重新崛起的希望。目前来看，2008年危机对金融业构成的打击最大，短期内难以重回支柱地位，而传统制造业现在也看不到明显起色。对于美、欧、日来说，未来的希望只能放在新兴产业上，比如围绕低碳概念的新能源产业，但这将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
主持人：发达经济体一蹶不振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新兴经济体能否再次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发达经济体采取的应对政策可能带来怎样的溢出效应？
李向阳：发达经济体的衰落，意味着全球经济进入整体低增长的时期，滞胀风险加大。目前已经不仅仅是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美欧通胀压力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如果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那么这种风险将更大。我认为新兴经济体很难再扮演火车头的角色，过去两年多确实是这样，但这也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负担———经济过热。新兴经济体之于全球经济，更像是小马拉大车，因其自身经济规模不足，要填补发达经济体动力不足，就要求新兴经济体继续不断投入，而这自然会导致经济进一步过热。因此，如果发达经济体一蹶不振，新兴经济体将很难独善其身。
至于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我认为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输出通胀。如果美国2013年财赤扩大，推出QE3(或者是变形的QE3，如将美联储持有的短期债转化为长期债等)，就必然会导致流动性大量增加，从而加大新兴经济体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二是转嫁债务。美元和欧元走低与两大经济体内部通胀压力加大的事实，客观上将使其债务转移出去，从而将美欧主权债务问题国际化；三是拉低总需求。如果发达经济体选择大手笔应对财赤和债务挑战，过渡到财政可持续的水平，其结果势必是需求疲软，从而打击新兴经济体的出口。
吉姆·奥尼尔：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信号表明金砖国家将成为全球GDP增长的中心。危机的爆发可能会令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较原有轨迹更快地扮演全球经济领导的角色。因为商品价格已经下降，这些国家的通胀也有所减弱。因此，如果说在欧洲和美国危机发生时人们还能看到好的一面，那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蒸蒸日上。陶冶
